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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贵州的毕节正式听人介绍曾柳英的。
为了避开春节高峰,我特意选择节后自驾游。目标很明确,贵州。这些年深圳对口支援贵州,搞得贵州像是深圳的亲戚了,每年都有志愿者去那里,我自驾游去贵州,自然也有一种走亲戚的感觉,比“干游”好。
顺便说一下,我是自由作家,无所谓春节大假,犯不着赶旅游高峰凑热闹。
大约是不用赶时间的缘故,一路顺畅,没有听说得那么可怕,既没有遇见高山险阻,也没有遭遇车匪路霸,比我想象得顺利。但是也有遗憾,就是差不多斜穿整个贵州省了,一路上居然还没有碰到一个从深圳来的志愿者,那心情就像是千里迢迢来探亲戚,居然发现亲戚早已搬走了一般。
车到毕节,出了一点小毛病,远灯不亮了,不敢走黑路。我决定小修一下,也顺便找当地宣传部门打探打探,问问他们怎样才能找见深圳来的自愿者。
对于自由作家来说,宣传部就当是娘家了。
接待我的同志姓吴,明显不是部长,我就称他科长,他果然也答应了。我出示自己的作家证(其实是职称证书),说明来意,说想见见在当地工作的深圳志愿者。
老吴很热情,但是表示爱莫能助。
“为什么?”我问。
“上不去。”老吴说。说得很肯定。说凡是志愿者工作的地方,汽车基本上都上不去。
“那么我步行呢?”
老吴想了想,似乎很为难,最后说:“也不成。要走两天的山路,你自己根本摸不到,我们也抽不出人陪你。”
我一听,明白了,明白这一路为什么没有碰见一个深圳志愿者了,敢情这志愿者并不是在大马路边上扶贫,而是专门选择大山沟里面了?
我知道不可能去见他们了。别说吴科长他们抽不出人送我,就是能抽出人来,我也不好意思呀。凭什么?连张介绍信都没有,就凭我一时心血来潮想“走亲戚”就耽误人家来回四天时间?再说,本来就是自驾游,顺便看看“亲戚”可以,要我把车子存在毕节,自己步行几天山路去看一下深圳来的志愿者,还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老吴见我失望,就想安慰我,说请我吃饭。不,是说请我喝酒。
“我请你。”我说。
“还是我请你。你到我们这里来的嘛。”老吴说。说得很真诚。
我们相互客气一番,最后的结果是老吴请我吃饭,我请他喝酒。因为我车上带着酒,罐装的深圳啤酒,本打算与深圳来的志愿者一起享用的,现在志愿者没有见到,一个人开车也不敢多喝,请老吴也算是为深圳带来的啤酒找到了正当的出路。
这酒没有白喝。正是那次喝酒,老吴对我谈起了曾柳英。
三罐酒下肚,老吴告诉我,他正在读中央党校的在职研究生,深圳的曾柳英成了他研究的对象。
我看着他,疑惑。曾柳英我知道,听说过,印象中是沙井爱心一族的发起人,一个土生土长的深圳老太太,但我知道得不是很详细,更没想到她能成为内地边远地区一个在职研究生的研究对象。
“你认识她?”我问。
“认识,”老吴说“她到我们这里搞过扶贫。”
这话我信,但是,这也不能成为他研究的理由呀。
我等着老吴的解释。
“导师对这个课题也很有兴趣。”老吴说。
他这样一说,我更糊涂了。曾柳英总不会跑到北京去扶贫吧?
又一罐啤酒下去,老吴说话更加无所顾及了。
“你知道吗?”老吴说“她是党员,老党员。但是她信佛。”
我大脑里面一闪,马上就感觉到了亮点。敏感地意识到这还真是一个新课题,值得探究。
喝酒之后的老吴比没有喝酒之前思维活跃,而且变得健谈。他告诉我,他的导师,中央党校那个著名教授说了,说党建理论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要实事求是研究新问题,比如党员可以不可以信佛的问题,或者说信佛的人是不是可以入党的问题,就可以探讨。老吴说他和导师都认为入党和信佛并不一定是对立的,至少在深圳曾柳英这里就没有对立,相反,在曾柳英这里还是统一的,统一到为大众做好事这一点上来。并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像曾柳英这样菩萨心肠地做好事,做善事,我们这个社会自然和谐了。
老吴那天还说了很多,包括让我回深圳之后一定要替他去看看曾柳英,还说他论文写好之后请我看看等等。我虽然喝了酒,并且喝得不少,所以没能把他说的全部记下来,但是,这两条还是记住了,并且记得我当时满口答应,说没问题,还说欢迎他和他的导师来深圳考察指导一类的客套话,仿佛我摇身一变成了深圳的某级领导,可以代表深圳有关方面欢迎他们一样。
出于遵守承诺,也出于好奇,回到深圳,我暂时搁置原来的创作计划,先去沙井。
按照惯例,我要先去镇委,找镇委宣传部。对了,沙井过去是镇,去年实行农村城市化之后,深圳没有农村了,镇政府变成街道办事处,镇委改成街道工作委员会,但不管名称怎么变,宣传部没有变,部长没有变,还是赖部长,我们认识,去年在万丰村搞一个活动时候认识的。
我去过沙井,但只去过万丰村,没有去镇政府,也就是没有去过现在的沙井街道办事处。事实上,沙井街道办事处比我想象得远,我以为办事处就在107国道旁边,其实离国道蛮远,万丰都过了,还没有到。我一路开车一路注意路边的指示牌,结果镇政府或街道办的指示牌没有看见,却看见“爱心一族”的指示牌。我眼睛一亮,像是在异地他乡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想,难道这就是曾柳英的那个爱心一族?
不管是不是,先去看看再说。
一去,果然是。
曾柳英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老太太。蛮精神,不显老。而且当地人也不喊她老太太或老妈妈,而是喊她“英姑”
好一个“英姑”太准确了!英姿飒爽的样子,比称呼“奶奶”或“妈妈”形象多了。我突然感悟,老百姓比文化人更直接,而且常常因为更直接而更准确,眼前的这个曾柳英,明显就是老百姓口中的“英姑”而不是记者或作家笔下的“曾大妈”或“曾奶奶”甚至也不是“爱心妈妈”
入乡随俗,我也就立刻喊她“英姑”了。
按照心中的计划,我只跟英姑谈两个问题。一是问她是怎么想起来做好事的,二是问她怎么入党的。这样安排既可以让我避开其他文化人询问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老套路,又可以对贵州毕节市委宣传部的老吴同志有个交代,算是没有辜负朋友之托吧。
英姑显然是第一次接受我这样的访问,不太习惯,不知道怎么说,不晓得从哪里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