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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坐大巴赶回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已经咨询过了,而我一再告诉他没啥事,别担心,我能搞定是的,我是这么说的。
一如以往,父亲每天往猪场、鱼塘跑,前者有猪崽要照料,后者赶年关卖鱼,还真离不开人手。小礼庄我去过一次,看了看姥爷,他老本就高血压,得知母亲的事后当场就晕了过去,所幸人无大碍。说不上为什么,我十分厌恶老年人卧床不起病恹恹的样子,不是对谁不敬。
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厌恶,而这种时候,亲戚们除了安慰你,实在作用有限,甚至因为无能为力,连那些安慰都会显得有些虚假。
父亲说一帮亲戚朋友早就在小礼庄商议过,东拉西扯的,说到底都是扯淡,用到你时可以,一有麻烦就躲得远远的,生怕沾染他们。说这话时,他牙都咬得咯咯响。
剧团的人往家里跑过两趟,之后就再没来过了,按青霞转述小郑的说法,于事无补不说,还耽搁老人休息。
奶奶倒是一反常态地情绪稳定,该吃吃,该喝喝,除了略微有些焦躁她总说家里热得厉害,要开窗,要出去走一走。元月21号打平海广场路过时,红星剧场的铁大门已经贴上了封条,查封单位是平海市公安局,但自始至终没收到任何通知。
打过两次牛秀琴的电话,都是关机,虽然知道找她没啥用,那天晚上我还是没忍住,试探着问那个老姨不挺有本事,能不能让她想想办法。谁知父亲一拍大腿站了起来,险些闪了腰。
“她?你当她是个啥好东西?她要能自身难保就烧高香了!”他猛抽几口烟,然后把烟头狠狠地扔进垃圾桶里,很快又捡出来。
搁地上踩了踩,整个人直喘气,虽然父亲说了个病句,但什么意思显而易见,连我以为会颇不满意的奶奶都没吱声反驳,就是这个晚上,父亲又提出请律师。搞不懂为什么,我不愿其他人参与进来。
但老这样也不是个事,连确切的刑拘罪名都不知道,更别说申请取保候审了我的计划已然被打了个稀烂。
我犹豫过要不要联系老贺,最后还是直接找了师父。这个即将完成秃顶的矮个子男人起初假装不认识我,等说明来意,电话那头突然就沉默了,当然,百般刁难是免不了的,任谁来都一样,预审大队的兔崽子们可谓教科书级的软硬不吃。
好在一番斗智斗勇后,拘留通知书总算是看到了,母亲被控罪名是受贿罪、洗钱罪和骗取贷款罪,字歪歪斜斜、春蚓秋蛇,比小学生强不到哪去,却没人笑得出来。
前后往平海二看跑了三四次,也只是送了些衣物和钱,会见当事人远比想象的难,甭管你义正言辞、撒泼耍浑,甚至扬言找领导,都没用。
最后不知师父使了什么手段,副所长还真出来了,两人在办公室谈了十来分钟,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24号下午再过去时,会面被批准了,然而没让我进去,师父强调说我是律师助理都没能蒙混过关。
这是好是坏我也说不准,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其时我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会面大概二十来分钟,我却像煎熬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师父出来时很轻松,至少表现得很轻松,他说母亲情况不错,不用担心,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至于警方的控罪依据,虽不能说一头雾水,至少也是全凭猜测,除了一纸拘留通知书和母亲的几句话,我们手头什么都没有。
带着剧团会计跑了一天的银行、工商、税务后,师父列了个清单,对母亲不利的无非是几项资金往来,广义上和政府多少都有些牵连,比如艺术学校在工行的政策性贷款(七十万)、教学楼修缮占用的百分之二十五艺术教育专项补贴(八万多)、平海市政府颁发的年度文化贡献奖(第一年奖金两万,后三年每年五万)、来自中华体育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捐赠(人民币二十万和一套德国音响系统)以及红星剧场的租赁合同(甲方是平海市文体局,租金每年五万,合同期一次性十五年)。
此外就是两个企业对艺术学校的无管理权投资(本地有名的某教育培训机构入股二十万,某福建房企入股四十五万)。这两个企业是不是陈建军拉来的我不清楚,更拿不准该不该把此事透露给身旁的秃顶矮子。
不想还是师父先开口了,先谈资金,再论罪名,最后得出结论说,事儿其实不算事儿,不管银行贷款还是基金会捐赠都账目透明,奖金、补贴啥的也都是政府公开发放,有法可依、有据可循,至于企业对艺术学校的投资
如果所谓受贿罪指的是这个的话,且不说理论界对受贿罪的共犯构成存在争议,就算有定论,投资毕竟是投资,又不是赠与,还谈不上是谋取利益。
唯一有问题的大概是那个租赁合同,从市场角度看,租金略低,租期过长,可能违反一些程序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但后果顶多就是合同自始无效,扯到刑事责任上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了。听他这么说,我想不激动都难。
但紧跟着,师父话锋一转,说错就错在母亲运气不好,赶上风头了,陈建业一落马,基金会正在被调查,难免想要找个突破口,何况有人想要做掉陈建军,所以到底会弄个什么结果一时半会儿还不好说。
退一步讲,案件中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会怎么说,我们决定不了“这其实是最大的风险。”说这句话时。
他有节奏地叩击着桌面,连下巴都跟着一摆一摆的。我觉得他用力瞅了我一眼,虽然不敢肯定,脸还是瞬间涨得通红。显然师父知道了母亲跟陈建军的关系,但并没有说出来,这反而让我愈加不自在。
得知刑拘罪名的第一时间,我们就申请了取保候审,结果连几天都没消息。师父说这事可能有点难,让我不要抱太大希望。
他托关系找熟人,得到反馈说母亲这个案子打一开始就是双十一专案组亲自在抓,多半目标明确,不会是误打误撞。
他提到某位赵姓副组长,说这个赵什么新可难缠得很,典型的吞骨头都不吐渣的货色,以前在平阳某郊县公安分局当过一把手,后来去了省高检反贪局,2000年还是2001年被调去了最高检。
“好像在你们平海也干过两年公安,后来考了大学才走,之前还在哪儿当过兵。总之啊,这人不好弄。”说这些话时。
他坐在我对面长沙发的最右侧也就是以往母亲常坐的位置,父亲去了小礼庄,奶奶回了房间。大量尼古丁拥堵在空气里,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家里这么痛快地抽烟。
虽然生理上并没能体会到那种痛快。对我这个师父,父亲非常满意至少我搞不定的那些,矮子都搞定了在他邀请下,前者到家里吃过两顿便饭,两次都是小舅主厨。小舅的手艺严格上说还不错,从师父美滋滋地喝着茶可见一斑。
但我真不关心这位赵姓副组长是谁,我不明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明白说这些废话对案件有什么帮助。
终于不耐烦地,我打断他,问那到底该咋办,他愣了愣,笑笑,让我不要急。我以为他会说点什么,结果等了老半天,他只是叹了口气。矮子毕竟有自己的事,总不能老跟你这儿耗着,断断续续地在平海待了三四天,26号上午他就回了平阳。
取保候审决定书却一直没下来,我无事可做,只能天天卧沙发上看电视。有天下午,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张凤棠领着剧团几个人来了一趟家里,给奶奶提了点东西。
还没跟她婶长吁短叹地寒喧几句,她就捞捞我胳膊,问现在到底啥情况了,我姨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说我从平阳请了位大律师。老天在上。
看着这一屋子半生不熟的人,我实在没有任何说话的欲望,就随口说差不多了,明天就能出来“那敢情好啊。”张凤棠说,虽然紧跟着。
她立马笑了笑,但某一刻打嗓子眼里溢出的那种尖酸,扑鼻的香水都难以遮掩,熏得我直发抖。众人一阵尴尬,谁都没说出什么像样的话来。奶奶想留他们吃饭,大家都婉拒了,说实在的,父亲不在家。
就我们一老一少,自己吃口饭都困难,还想着留人吃饭?张凤棠说晚上谁谁谁请客,有光不沾说不过去,她嗓音高高的,像是又回到了戏台上,在门口。
他们跟奶奶说了好一会儿话,我坐着没动,更无意细听。本以为人都走光了,不想关上门没多久。张凤棠又拐了回来,她把我喊出去,让我别多想。“想也没用,给你奶奶就拣好听的说,啊?”她努努嘴,半晌长吁了一口气。
取保候审申请书没能收到任何反馈,哪怕是负面的。元月29号,拘留期限即将届满的前一天,师父突然打电话来,说母亲被批捕了。
逮捕罪名里拿去了骗取贷款罪,至于另两个罪名如何保留了下来,大概老天爷也会费解。师父说现在没其他办法,只能一面继续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一面向公安厅和省高检申诉、控告,要实在不行,也只能等检察院审查起诉了。
“这是最坏的情况,”他说“但是咱们并非完全没有把握。”我能说点什么呢。第二天老贺就往平海跑了一趟,事先没打任何招呼,母亲的事她当然一早就知道,还打电话来怪我认了师父就不要老师了,只是具体她了解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这次到平海,按她的说法,是找找熟人、探探虚实,其他的她不愿说,我自然也不好问。临走,贺芳叮嘱我照顾好奶奶,不要急,潜台词无非是急也没用。
半个月来一直情绪稳定的奶奶这时冷不丁地抹起眼来,浑浊的泪水渗进皱纹里,在灯光下闪着红光,让人没由来地想到夕阳西下的克拉玛依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