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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奉召离开重庆于1943年4月28日回到华盛顿。6军部考虑得很周到他们已经把史迪威的夫人威妮从西海岸卡梅尔的家中接到都以迎接远方归来的战将。
史迪威一贯恪守美国新英格兰一带的清教徒式的传统道德观对家庭保持着一种神圣的感情。他从不放纵自己甚至拒绝接受6军部向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遣女军人。正因为如此他对陈纳德开办妓院感到非常愤慨把这看成是极为堕落和无耻的行为。
在中国期间他和夫人保持着频繁的书信联系时常在信中倾吐对妻子威妮和孩子们的思念和爱恋。1942年底他的大儿子约瑟夫·史迪威中校和女婿伊斯特布鲁克上校也调到中国战区任职这多少排解了一些他远离家人的孤独。
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史迪威拜访了马歇尔。马歇尔向他通报了此次回国的任务和目前面临的问题。他告诉史迪威5月中旬将在华盛顿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以研究同盟国的作战计划其中包括中缅印战区的任务会议的代号为“三叉戟”。目前中国方面已通过宋部长提出了最高统帅的要求即要求先集中力量对日军进行空中打击并要求将5月至7月运到中国的租借物资全部提供给陈纳德而根本不提整编军队和包括反攻缅甸在内的地面作战问题。6军部认为这一计划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果不尽快改善中国地面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日军将会很轻松地摧毁中国机场并可能进攻昆明、桂林和重庆以及阿萨姆的空运基地就像去年上半年的浙赣会战里一样。这样不仅空战计划会落空而且中国战区也将面临更加危险的形势。但是最高统帅却向罗斯福保证：“现有的中**队能够阻止日军对地面机场动的进攻。”马歇尔要求史迪威在第二天会见罗斯福总统时详细明中国战区的情况和他的观。
4月3o日史度迪威会见了罗斯福向他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中国战区的要问题应当是整训和装备6军部队并通过反攻缅甸打通地面交通线。这样才能向中国运送充足的物资挫败日军的地面进攻从而保证空战的实施。但是军事上并不内行的罗斯福已经决心要支持最高统帅和陈纳德的“空战第一”理论他根本听不进史迪威的任何意见和解释反而认为史迪威妨碍和拖延了陈纳德的空战计划。
当天晚上史迪威应邀到6军部长史汀生家赴晚宴。史汀生明确表示支持史迪威的观并很同情他的艰难处境。他马上打电话对罗斯福：“我很钦佩史迪威愿意就总统对史迪威的明显怀疑向总统作出解释。”后来他又写信给罗斯福表示了对史迪威的信任和支持。他在信中写道：“我非常了解史迪威才把这场战争中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我相信他是我所了解的唯一能够顺利完成这项任务的人。”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围绕着中国战区“空战第一”还是“6军优先”的问题也分成了两种意见。不过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兼罗斯福的私人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支持陈纳德而6军的马歇尔上将、6军航空兵的阿诺德上将和海军的欧内斯特·金上将都支持史迪威。尽管如此作为美**队最高统帅的罗斯福总统还是拒绝了多数人的意见坚持把陈纳德的空战计划放在第一位。
5月2日罗斯福对马歇尔明确表示他决不允许以任何理由再延误陈纳德的空战计划。他认为：“中国最高统帅的处境非常危急他的政府有彻底垮台的可能。这是我们美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必须在政治上支持最高统帅”而“空战计划”对提高中国的士气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虽然同意向云南的中**队提供整编计划所“必要的物资”并表示由他来就这个问题与最高统帅交涉但同时又提出要修改“安纳吉姆”计划缩反攻缅甸的规模把战役限制在缅甸北部放弃进攻南部和夺取仰光的目标。而且即使是这个缩了规模的反攻战役也必须放在陈纳德的空战之后。
史迪威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他认为由于宋女士在美国住了半年并且两次住进白宫“已经弄得罗斯福分不清是非了”。因此罗斯福“对最高统帅的品质、企图、权威和能力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史迪威怀着郁闷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亨利·史汀生和乔治·马歇尔是通情达理的。6军部也不错。甚至航空兵部队对陈纳德也有些厌烦。但是当世界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不赞成你的时候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5月12日有美英两国脑和三军参谋长参加的“三叉戟”会议在华盛顿开幕。史迪威在卡梅尔的自己家里度过短短5天假期之后也赶回来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关于欧洲战场问题但亚洲战场也成为争论的焦之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向会议提出了一份建议主张把中国作为打击倭国的主要基地要求加强对华援助和对日空战并对缅甸北部动一次有限度的地面攻势。英国人对中国战场毫无兴趣他们只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美国物资已进行它们所希望的对欧洲大6的反攻作战他们宁愿支持罗斯福的空战计划也不愿参加一场规模已大大缩的缅甸战役。不过在马歇尔、欧内斯特·金和史迪威的积极争辩下他们还是不得不作出了一些让步。
5月2o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中缅印战区的作战方案决定先集中力量扩大对华空运同时加强对日军的空中作战；反攻缅甸的作战被限制在曼德勒以北地区目标是打通中印公路使中国能够尽快从6上通道获得外援物资。会议同意从7月起把对华空运提高到7ooo吨9月以后达到每月1万吨。但是罗斯福又特别命令自7月1日起每月的7ooo吨物资中必须向陈纳德提供47oo吨还要给中国空军3oo吨另外的2ooo吨“用于所有其他目的包括地面部队”。这2ooo吨物资除了向中**队提供15oo吨之外史迪威每月只有5oo吨可以装备正在云南进行整训的远征军部队。“他们实际上使我根本无法整训远征军可是又命令我用这支部队动一场进攻。”史迪威对此不能不感到愤愤不平。
会议期间英国相丘吉尔怀着极大的兴趣在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约见了史迪威。英国相似乎很诚恳地询问了他对驻印英军的看法。史迪威坦率地指出韦威尔上将陷入了失败主义情绪他所统帅的印度战区处于一种懒散的状态缺乏活力。令史迪威感到惊奇的是丘吉尔相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事实上丘吉尔这个大胖子已经在考虑撤换驻印英军统帅不久韦威尔就改任印度总督而由从北非调来的奥金莱克将军出任英印军总司令。史迪威还谈到了他对“三叉戟”会议关于缅甸问题决定的不同意见给丘吉尔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丘吉尔后来曾多次表示他“十分尊敬和欣赏史迪威将军”。当然这种好感并不会对丘吉尔的对华政策产生任何有利于中国的影响在遏制中国的同时给与中国最低限度的援助使中国既能够维持抗战又不至于重新强大起来从而威胁到战后英国在亚洲的利益仍然是英国统治上层的主导思想。
“三叉戟”会议结束之后史迪威离开华盛顿取道伦敦和开罗返回重庆。此次美国之行他不仅一无所获还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反攻缅甸战役被限制在北部一隅陈纳德的空战计划被放在第一位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被划给了空军他的所有建议和要求几乎全部被拒绝和驳回。但是他心中的希望和热情并没有熄灭。他相信陈纳德的空战计划绝不会像他吹嘘的那样灵验事实终将证明那些把陈纳德当成救世主的人是多么愚蠢！他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完成对中**队的整训这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必将所向无敌他们不仅能夺回缅甸而且能向华南、华东、华北和印度支那反攻给日军以致命的打击。
这一段时间的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盟军在欧洲、非洲和太平洋战场的许多重大战役中都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欧洲的苏德战场上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会战于2月2日结束苏军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歼灭德军第6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德军及其仆从军在会战**损失15o万人。德军从此丧失了苏德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而苏军从此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整个战场开始转入反攻。
在北非、地中海战场上阿拉曼战役于1月23日结束英军占领了利比亚府的黎波里。在会战过程中英军以其海、空军的优势夺取了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击败了德意非洲军团迫使4个意大利师投降共歼灭德意联军5万5千人击毁坦克35o辆。这次战役是北非战局的转折丘吉尔称之为“命运的关键”。他：“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败；在阿拉曼战役以后我们是战无不胜。”1942年11月在北非登6的英美联军于1943年3、4月间和英第8集团军从东西两个方向上向据守突尼斯的德意联军非洲军团起进攻5月7日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13日走投无路的25万德意联军在阿尼姆大将率领下宣布投降。至此德、意在北非的军队全部被盟军肃清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并为登6意大利西西里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轴心国的软腹部彻底暴露在同盟国的军事威胁之下。
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遭到沉重打击失去战略主动权；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企图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又遭惨败于1943年1月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后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采取防御战略。此时美军不仅稳定了夏威夷岛与中途岛海域的局势解除了日军对澳大利亚和美、澳间交通线的威胁而且夺取了前进基地为尔后的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补充和准备后从5月起美军及美澳联军逐次由北、中、南及西南太平洋各个方向上开始了逐岛进攻作战。
随着国际形势的展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作用愈来愈为世界所承认和重视。中国作为反法西斯阵线的主要盟国之一美、英等国就不能不考虑对华关系不能不考虑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作用相适应的国际地位问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在名义上与美、英、苏并列跻入“四强”行列。
这对于已经坚持艰苦抗战5年半的中国人民是一个很好的鼓舞使人们看到了自己奋斗得来的成果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光明前景从而更加坚定了夺取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中国坚持抗战获得的。倭国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不仅倭国人没有想到中国能坚持长期抗战认为有一二个月的时间就可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就是美、英等国也没有料到中国如此之坚强。他们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每次生外来侵略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和屈辱求和而告结束这次当不例外。所以他们虽然不甘心倭国独占中国更不愿倭国称霸亚洲但并不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基本上采取绥靖政策。他们没有看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和以往历史上的中国已有极大的区别：这时的中国人民经过国家的广泛宣传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更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强大民族凝聚力这是倭国帝国主义无法征服的伟大力量。正如倭国有识之士所的：“日军是与这些燃起抗日怒火的整个中华民族为敌的并不像过去那样只是以被人民憎恶的地方军阀或本质上不过是中国头号军阀的中央政权为敌的。政府、军部和政党根本没有觉察到和以前本质上不同的这种情况竟妄想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能取胜。”英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和以往的中国有所不同这一十分钦佩地：“作为侵略者在苏醒了的中国强大力量面前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一扫中国以往积弱不振和任人欺凌的懦怯形象获得了美、英等国的钦佩和赞扬。1942年2月罗斯福在给最高统帅的一封电报中：“中**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5年的坚决抗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英国的丘吉尔和苏俄的斯大林在德军狂轰滥炸伦敦和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为鼓舞人民都曾提出过“效法中国”的口号。由此可见：没有中华民族的坚持抗战就不可能赢得世界各国的尊敬当然也谈不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美、英决定废除不平等的旧约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决不是单纯从尊敬中国抗战的坚决与英勇出的还有其战略上的需要。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中国继续抗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密尔顿的非常清楚：“采取这一步骤可使中国更积极地在中国境内对付敌人并可确定最充分利用中国的地理位置、人力及作战的总潜力”。罗斯福认为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从这里不难看出不论美、英等国放弃不平等旧约出于何种目的但其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国人民的抗战。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先是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的成功”。
受国际形势展的影响1943年倭国也处于侵华战略大转折的时期。主要表现以下两：一是“中止了曾经全力以赴的‘5号作战’（即四川作战）准备。过去企图以对重庆实行武力解决作为结束战争的一种手段现在却把它放弃了而且还从驻华军中抽调出2个师团派遣到东南方面去”。二是进一步利用和加强汪伪政权使其对美、英宣战；并改变过去一直在暗中进行的政治诱降工作决定“不进行一切以重庆为对手的和平工作”。
早在1942年春倭国相、参谋总长和司令部总长在联合上奏天皇的报告中就提出：乘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横扫英、美、澳和攻占仰光之机如对中国政府的“致命处施加强大压力”则可能使重庆政权“生动摇”而屈服。倭国大本营6军部根据这一构想制订了进攻四川的初步作战腹案又经与“中国派遣军”联系预定在南方作战第一期基本结束后即“有效地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战果伺机对四川平原地区动进攻战”。计划中的作战目的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同时占领四川省要地借以摧毁敌方抗战根据地迫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作战方针是“以主力从西安方面、以部分兵力从武汉方面动进攻”“作战指导应与对重庆采取的政治手段和谋略工作密切配合”使用兵力为15个师团和2个混成旅团。规定1942年9月开始着手准备1943年“春季以后动作战”。
就在日军积极准备期间国际形势生了重大变化倭国南方军在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连遭惨败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倭国不仅不可能从太平洋战场抽调部队至中国战场以凑足兵力实施四川作战而且还要从中国战场抽调部队增援太平洋战场于是被迫停止四川作战。1942年12月1o日倭国参谋总长在上奏中明了停止四川作战的理由：“原来曾考虑中国派遣军在全面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为了迫使重庆政权迅屈服动四川进攻作战是有利的从而制定了有关的各项计划加强了部分设施等进行了必要的作战准备。但鉴于目前帝国内外形势尤其是苏德战局的展、南太平洋方面战况以及国力特别是船舶等情况看来在昭和十八年（1943）实行此项作战无论从战争指导或从作战的见地来看目前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准备下达指示中止此项作战的准备工作。”“关于今后的对华作战指导”“就全军情况而言在一定期间内不仅不能向中国增加兵力和资材相反还需要进一步将部分兵团、部队抽调到南太平洋和其他方面。因此目前在上述范围内根据中国派遣军的现有任务进行作战尤其要努力加强占领区内的治安。”“在南太平洋作战告一段落之前极力减少对华消耗战。”
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展倭国决策集团认为“重庆的抗战力在逐渐衰减但其确信英美会获得最后胜利将仍然不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同重庆政权全面和平已成为不可能”。特别考虑到“过去重庆政权是以在内地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而挥影响而如今它将以策应英美反攻、作为反攻战线一个支撑而挥作用。目前如不在各方面采取根本性对策就会使事态严重化”。为此“作战指导的脑部门”极感焦虑。因而倭国大本营在下达了中止四川作战准备的命令后12月18日在与政府联席会议上讨论了对华政策问题21日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案》即所谓“对华新政策”。该方案的方针是：“帝国以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参战为打开日华间当前局面的一大转机根据日华提携之根本方针专心致力于加强国民政府政治力量并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战的口实与新生中国成为一体真正为完成战争而向前迈进。”实质上是企图通过大力扶植和加强汪精卫伪政权并使其参战以提高其地位同时也使“倭国在中国驻军具有了共同对敌的意义”。把政治、经济事务和“治安地区”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权负责以便抽出更多的日军专用于作战并便于抽调部队转用于太平洋战场。倭国“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火田俊六在其12月26日的日记中对此曾写道：“由于现在重庆方面已死心塌地依存于英美决心进行彻底的抗日我们过去所推行的各种政策都已经落空剩下惟一的办法就是强化当今的国民政府（汪伪）了。其成功与否颇令人怀疑。”31日日记中又写道：“此次之大转变……尽管中央方面知道国府（汪伪）无力但舍此无其他良策可寻。因此就目前而言还不能在军、政两方面都寄希望于国府只是尝试性的孤注一掷。”伪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得知倭国御前会议的决定后向东条英机表示今后的打算：建立国民兵役制度加强训练现有的伪军以使倭国的后方责任可以减轻同时加强经济方面的协力等。
倭国为了能够尽量从中国战场抽调出兵力和资源用于太平洋战场采取了在表面上抬高汪伪政权的地位强化以华制华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及汪伪政权采取各种手段大量收降国民政府的军队：继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率第1、第2、第3、第5、第6、第7纵队和孙良诚率所部投降后1943年1月吴化文部3月厉文礼部4月孙殿英部5月庞炳勋、杜淑部6月荣子恒部7月张步云、刘桂堂部等大批**部队投降被汪伪政权编为伪军。
6月16日史迪威回到重庆第二天便会见了最高统帅向他汇报了“三叉戟”会议的情况和关于中缅印战区的决定。他希望能尽快得到最高统帅的答复。但是结果仍和过去一样事情被搁置起来迟迟没有回音。现在有美国答应的每月1万吨物资有陈纳德指挥的美国飞机去打击倭国人最高统帅干吗还要冒着3险去进行胜负未了的地面作战呢？尽管罗斯福总统把最高统帅捧得很高给史迪威施加了很大压力但事实却使他无法改变对最高统帅的看法。“回来后看到花生米依然如故——一条贪婪、顽固、丑恶的响尾蛇”。
中国战场形势的变化使史迪威整训云南部队的工作遇到了新的困难同时也更坚定了他推动最高统帅实行军事改革的决心。5月驻武汉、沙市一带的倭国第11军在新任司令官横山勇中将的策划下向第六战区驻守的湖北宜昌地区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精锐力量几乎被抽调一空的第六战区部队遭受了严重损失。日军沿长江迅西进大有威逼四川之势。最高统帅为了稳定摇摇欲坠的战局急忙把刚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不久的陈上将调回第6战区并从云南部队调走了还在进行整训的两个军和7万多新招募的补充人员。6月日军已劫走宜昌地区的2万余吨船舶达到了作战目的遂主动撤回武汉、沙市地区。事实又一次证明没有经过整训的中**队难以抵挡日军的大规模地面进攻如果不尽快地整训部队更新装备中国战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重的危机。
罗斯福对陈纳德的偏爱和对最高统帅的退让严重削弱了作为美**队在华代表的史迪威的影响力使他难以就中**队的改革和整训问题同最高统帅进行有效地交涉。他深深地感到：“接连地退让已经使最高统帅确信只要他坚持并且大喊大叫我们又会让步。情况就是这样。”
最高统帅确实看透了这一他试图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达到削弱并迫使美国召回让他感到不愉快的史迪威的目的。抬高陈纳德冷落史迪威成了他实现这一企图的重要手段7月5日罗斯福致电最高统帅提议派空军参谋长斯特拉特迈耶中将出任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司令以协调第1o、第14航空队和空运司令部的工作。最高统帅回电要求由陈纳德担任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和史迪威平起平坐并完全独立。最初罗斯福准备欣然接受最高统帅的要求但又一次遭到6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强烈反对。马歇尔指出陈纳德“也许是个战术天才”但他对后勤事务一窍不通而且“多年来一直领取中国政府给的薪金与委员长的关系过于密切很难代表美国的利益”。罗斯福只是部分采纳了马歇尔的意见他在任命斯特拉特迈耶为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司令的同时同意由陈纳德出任中国空军参谋长。陈纳德虽然没能取得与史迪威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却得到了直接与最高统帅打交道而不必通过史迪威的权利。
6军部早就担心总统对陈纳德的过分偏爱会损害史迪威驻华美国代表的地位。他们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使中国人相信美国政府完全信任史迪威并全力支持他他是我们在有关中国重要问题上的主要决策人。”3月16日经马歇尔批准决定授予史迪威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但是罗斯福却想让最高统帅成为接受这种勋章的第一个外国人他认为先向史迪威授勋会降低最高统帅对得到这枚勋章的感激程度。因此向史迪威授勋的事被延误下来了。
7月7日在中国抗战6周年的纪念日中国方面安排了史迪威代表美国向最高统帅授勋的仪式。会场上史迪威和最高统帅都同样板着面孔毫无表情。荣誉军团勋章是由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设立的后曾废除1942年重新恢复。总司令级荣誉军团勋章专门授予国家元和高级指挥官是美国可以授给外国人的最高勋章。史迪威反对向最高统帅授勋他认为最高统帅根本没资格得到这枚勋章；而最高统帅也对从史迪威手上接受这枚勋章感到郁郁不快。史迪威冷冰冰地用汉g宣读了美国政府对最高统帅的“辉煌成就”的赞扬然后站过去把勋章别在最高统帅的胸前“当我提起他的上衣把勋章别上去的时候他猛地跳了一下好像是怕我杀了他似的”。
史迪威的反感不仅仅是个人感情问题他认为这会使美国陷入“不得不支持这么一个腐朽政权”的危险境地。“我们的政策错了。我们东方政策的概念错了”。他并不反对向中国提供援助而且十分重视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的作用他对底层的中国人民和中**队抱有很高的希望和朴素的感情；但是他反对无条件地支持最高统帅和他的政府主张在对华援助上提出附加条件以保证美国的援助物资真正用于积极的对日作战。也许他的感情是十分真挚的但是他的这种做法无疑也激化了本来就一直存在的矛盾。
情况突然生了变化或许真是由于美国的勋章鼓舞了最高统帅的勇气。7月12日最高统帅主动约见史迪威交给他一份书面文件正式作出了按照“三叉戟”会议确定的方案参加反攻缅甸的承诺。这一方案代号为“茶碟”计划以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和英印军从利多、云南和英帕尔三个方向会攻缅北同时盟军出动海空军控制孟加拉湾的制海和制空权。
经过近一个月的拖延、等待终于得到了最高统帅的正式承诺史迪威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他在日记中写道：“神明的上帝我差就要山穷水尽了。”两天以后他便离开重庆赶赴印度以检查阿萨姆的空运情况、中印公路的工程进度和驻印军的作战准备。
史迪威在美国和重庆的遭遇刘建业并不感兴趣因为在他看来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政治纠葛这不是自己作为一个军人所应该过多参与的。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学习通过学习掌握美**队使用的作战方式。和美国人一起作战却不懂美国人那一套显然对于战场上的作战并没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