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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九匆匆离开柏林，是被叶子农“赶走”的，带着叶子农的托付返回北京。他在飞机上一刻没睡，一路都在考虑怎么办好“传话”这事。飞机是午夜时分抵达北京的，老九从机场乘坐出租车到市区，还是住在上次方迪给他预订的那家宝丽宫大酒店，就在方迪的新房社区附近，是一家中档酒店，等他办好人住手续进人自己的房间，时间已经是后半夜了。
此时正是纽约的下午时间。
老九顾不上其他，先往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
老九说：“我到北京了。”
妻子说：“哦。”
老九说：“你现在跟我说，家里有事，让你赶快回来。”
妻子说：“家里没事啊，都好好的。”
老九说：“我知道，就是让你这么说，你说就是了。”
妻子担心地问：“为什么？你出事了？”
老九说：“我没事，也好好的。让你说你就说，等我到了家再跟你解释现在一两句话说不明白。好了，你开始说。”
妻子迟疑了片刻，说：“好吧。家里有事，让你赶快回来。”
老九问：“出什么事了？”
妻子不悦地说：“我怎么知道”
老九说：“你说，别问了，你就赶快回来吧。”
于是妻子说：“别问了，你就赶快回来吧。”
老九说：“哦哦，我知道了，等天一亮我就订机票，交代一下工作就回去。”
妻子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老九说：“没事，你一说就真了，我需要这个事实，也不一定就能用上。”
打完电话，他洗把脸就睡了。连着几天没休息好，这一睡就由不得自己了，一觉醒来都快中午了，马上找出方迪的传呼机号码打电话联系。
一会儿，方迪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老九说：“我回来了，昨天晚上到的，降落时间太晚就没通知你。”
方迪说：“这么快呀，事情顺利吗？”
老九说：“中午吃个饭吧，见面再谈。”
方迪说：“我在车床加工厂，跟雷师傅谈完事我就过去。在哪儿见面”
老九看了看表，说：“11点半，我在宝丽宫酒店餐厅等你。”
方迪说：“1点半，好的。”
放下电话，老九刷牙洗脸，刮了刮胡子，就等时间了，趁这点时间他把反复想过的东西再过一遍脑子。他站在窗，俯看着外面的马路、行人、车辆……静静地凝神。叶子农托付他的这件事仅仅是传个话而已，太简单了，简单到无可推托。但是……但是……叶子农去巴黎真是一个正确选择吗？巴黎就比柏林安全吗？他完全不这么认为。他既不能不办，又不能办成；既不能办成，又要给叶子农有个交代；说到底就是既要转达叶子农的委托意图，又要阻止这个意图的结果发生……这就不简单了。他想到了方迪，方迪熟悉本土风俗文化，脑子反应快，语言表达能力强。但是，他也知道方迪一向不喜欢多事，又有敏感的家庭背景，这可不是上次当个临时翻译那么简单，一旦方迪拒绝，会都很难堪。
老九是真头疼了。
将近11点半，老九把旅行包里的钱、护照等重要东西带在身上，下楼去了餐厅，这时餐厅才刚开始营业，还没到就餐的高峰时间，主餐厅里的人很少。老九选了一张靠西墙的小桌子坐下，等方迪。服务员拿来菜谱，他告诉服务员等朋友来了再；存菜。
很快，方迪到了，一手拎着包，一手拿着车钥匙。
老九起身招呼道：“坐。”
方迪坐下，把包贴墙放到桌上，说“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以为得几天呢。”
老九说：“被子农赶走的，他也是怕我惹上麻烦。”
方迪说：“机器连杆原来的设计是钢套定位，试了一下效果不太好，容易漏油，金属噪音也大，雷师傅准备改成轨道式的，用轴承和轨道定位。”
老九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
方迪接着说：“昨天接到通知，老九禅面的商标不能注册，老九已经被人注册了，禅字涉及宗教，早就被佛教组织注册了。”
老九问：“那咋办”
方迪说：“代理都查过了，九哥老九都被注册了。我想来想去，九哥的本名叫慕容久，久跟九是同音，禅面就是悟的过程，是否可以用久悟？还有，单一个面字我觉得太宽泛了，是否直接用杠子面？叫久悟杠子面？”
老九想了一下，说：“好，就叫久悟杠子面。”
方迪说：“九哥，你连商标的事都不着急？”
老九说：“我着急有啥用？这边有你呢，我也不用着急。说真的，我脑子里一点没想筹建公司的事，那个现在不当紧。”
老九把这趟去柏林的情况详细跟方迪讲了一遍，其间服务员把酒菜陆续上来了。方迪也不插话，就静静地听，偶尔喝一饮料。
介绍完情况，老九把一张字条递给方迪，说：“这是我让子农写的，笔记寄过来大概要走1多天，你拿上这个条子去找黄主任取邮包。”
方迪接过字条看了看，上写：黄大妈，见此条请把邮包转交给方迪女士，谢谢。下面是叶子农的落款和日期，还有叶子农所在居委会的地址、电话和黄主任的名字、电话。
方迪收起字条，说：“张志诚这个位置的人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求的，叶先生也是饿死不求人的主儿，两人又是一面之交，叶先生这个嘴张得不容易啊。”
老九说：“巴黎就比柏林安全吗？还是像囚禁一样把他关起来”
方迪没吭声。
老九喝了一啤酒，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传话简单，可传成啥样就不简单了。九哥这人你是知道的，嘴笨，脑子也笨，哪是办这种事的料啊。”方迪听着，已经感觉到老九要表达的意思了，等着老九继续往下说，而老九却不知道再往下该怎么说了。方迪等了一会儿，说：“九哥，你能在这儿为难就不错了，叶先生要真鼓起勇气给张志诚打电话，你现在连为难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是一个有倾向性的表态，这让老九心里多了几分底气。
老九说？“昨天夜里我给家里打电话，让你嫂子跟我说家里有事，让我赶快回去。那我就家里有事了，要赶快回去。可我知道你不愿意多事，家庭背景又敏感……”
方迪抬了一下右手示意老九不要讲这些，说：“九哥，说事。”
老九喝了一啤酒，长吁气，说：“子农说他只能没脸没皮一回了，我能理解。那九哥这次也是不要脸了，我家里有事得赶快回去，传话的事就转托你方迪了。”
说着，老九将写有张志诚地址和电话的字条交给方迪。
方迪又看了看这张字条，收起，说：“九哥吩咐的事，我照办就是。”老九叮嘱说：“办好，一定要办好。”
方迪说？“张志诚愿不愿意帮忙？能不能帮？他求助的上级或部门是什么态度？法国官方又什么态度？这都是未知数，即使叶先生直接打电话，办成的概率也是很低的。如果是很容易的事，叶先生也就不存在没脸没皮这回事了。”
老九说？“交给你办我就放心了。那你先慢慢吃着，我这就去服务台问机票，到纽约的班机不少，赶上哪班算哪班，赶早不赶晚。”
方迪点点头说？“好的。”
老九说？“传个话不是啥复杂的事，不能久拖。”
方迪说？“我知道，晚上我准备一下，争取明天就办。如果张主任不在北京，或者有事不能接见，那就不是咱们的责任了。”
老九放心了，去酒店总服务台问机票。
方迪驱车提前两个小时把老九送到机场，老九将乘坐晚上8点的航班回纽约。老九担心方迪开夜车路上不安全，就早早让她回去了。方迪离开机场时天色临近黄昏，回到市区大街上已是灯光璀燦了，冬季的北京城到了晚上显得格外绚丽和繁华。
车子快到新房的小区，路过一家饭馆，店家在饭馆门摆个摊子卖盒饭，方迪停下车过去买了一个盒饭，放到车的仪表台上，开车回新居。
进了门开灯、换鞋、脱下外套……她坐到沙发上准备吃盒饭，这就是她的晚饭了。她拿着一双一次性筷子愣神：一没吃……；愣了一会儿，她放下筷子，盖上盒饭，穿上外套下楼去了，步行走出小区。出了小区大门就是一条大街：大街两侧店铺林立，她走进一家门面不大的烟草专卖店，买了一包烟、一个一次性打火机、一个乳白色的陶瓷烟缸。
回到屋里，她坐到沙发上抽烟，继续愣神……抽到第二根烟：她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圈，熄掉烟：再次穿上外套下楼去了，到街上一家小饭馆买了一瓶白酒和一包五香卤煮花生豆，回到屋里一个人喝酒。没有酒杯，就是举着瓶子喝。花生豆也没放到盘子里，就用手捏着吃：然后用纸巾擦擦手。屋里静静的：没开电视，没烧热水，甚至连一只钟表的声音都没有，只有方迪默默地抽烟、喝酒：偶尔放嘴里一颗花生豆……
不知过了多久：烟缸里的烟头都塞不下了，酒下去了大半瓶子……她终于喝醉了，头重脚轻地到洗手间呕吐，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挣扎到沙发上的，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下午，方迪驾车来到张志诚的工作单位。尽管她醉了一夜，但是出了家门的女人永远是一丝不苟的，除了眼神里稍稍的倦意，她依然是美丽动人而气质出众的。她把车停在大门的一侧，走到警卫室窗。
方迪说：“我找张主任。”
值班员闻到了方迪呼吸中的酒气，皱了一下眉头：问：“哪个张主任”
方迪回答：“张志诚。”
值班员问：“有预约吗”
方迪回答：“来之前我给张主任打过电话，您可以核实一下。”
值班员到里面打了个电话，回来说：“证件：登记一下。”
方迪拿出身份证递过去：值班员很仔细地检查、验证，然后记在登记簿上，写完让方迪签字，把证件还给方迪，给了方迪一张准人证。
值班员说：“进门照直走：到那栋三层办公楼有人领你进去。”
方迪把车开到纵深的三层办公楼前停下：刚下车就有一个工作人员迎上来。工作人员问：“是方小姐吧”
方迪出示了一下准人证，说：“我是方迪。”
工作人员说：“请跟我来。”
到了张志诚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先是轻轻敲了两下门，听到里面的人说“进来”才推开门进去，说：“张主任，方迪小姐到了。”
张志诚正伏在桌上办公，抬头说：“请她进来。”
工作人员对方迪说：“请吧。”说完关上门离开了。
张志诚看了看方迪，指了一下对面的椅子，说：“坐吧。”
方迪坐下。
张志诚说：“说吧。”
方迪把叶子农委托老九、老九因为家里有事又委托给她，叙述了一遍。张志诚听完，问：“你喝酒了？”
方迪尴尬地淡淡一笑，说：“见您这样的大官，我得喝点酒壮壮胆子呀。”张志诚也笑了笑，说：“你爸的官更大，都壮胆子得多少酒够你喝呀”方迪迟疑了一下，说：“我把话带到了，就没我的事了。那您忙，我就不打扰了。”说着拿上挎包要起身告辞。
张志诚摆摆手示意方迪坐下，说：“外界对叶子农有各种调子的解读，这个事件有政治色彩，你父亲是将军，是担负国家安全的人，所以我首先要告诉你，你来找我传话就是介人了这个事件，这个情况是必须要让你父亲知道的。”
方迪说：“我知道。”
张志诚说：“据我知道的情况并且可以告诉你的，昨天中国驻德大使馆派人与叶子农有过接触，鉴于叶子农目前的情况，提醒他在国外可能有人身安全问题，劝导他回国，并愿意为他提供需要的帮助。叶子农已经具备了标志性、传播性和关注性这些要素，容易成为各种极端势力扩大自己影响的载体，袭击叶子农新闻信号强烈，有公示效应。”
方迪说：“也许我不该问，您是什么态度”
张志诚反问：“你呢”
方迪说：“我只是个传话的，没资格谈态度。”
张志诚说：“叶子农回答使馆人员说：我知道了，谢谢。我知道会是这样的，尽管我不希望这样。从我个人说，我内心肯定这样的人，我相信国家和社会也会肯定这样的人，他不是什么英雄、圣人，你甚至可以认为他就是个痞子，但是，他有底线。”
方迪说：“您尊重他的选择。”
张志诚说：“人各有志，看他的造化了。”
方迪觉得是时候该告辞了，起身说：“那您忙，我走了。”
张志诚说：“稍等。”拿起电话摁了个号码，说，“方小姐属于酒后驾车，安排人把方小姐和车送回去。”然后放下电话说，“我不是交警，就不追究你了。”
方迪很不好意思，说：“谢谢。”说完就告辞了。
方迪在楼下等了片刻，来了两个人，让她上了一辆车，另一人开着她的车，走了。
方迪被两位工作人员送到新居楼下，把车钥匙交还给她，就回去了。
回到新房，方迪把那份《方迪与慕容久关于“老九禅面”项目的投资合作协议》从书房里找出来，放进包里。张志诚已经申明必须要向她父亲通报有关情况，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父母与她会有一次审查性的谈话，她需要把汽车、房子、老九、叶子农等等的一切都解释清楚。她本来是想等筹建公司有点眉目了再谈的，而“传话”使这场谈话提前了。
她拿出纸、笔，写了一个简短的提示，放在电话旁边。提示是一传话的事：尽心了。
张志诚的表态：看他（叶子农）的造化了。
虽然她非常清楚老九的意图，但她还是尊重了叶子农的意志，那么她给老九的回话就成了一个问题，她不能撒谎，也不能清晰表达，所以只能用这种放大概念的方式去处理。
做完了这些，她心里突然空荡荡的。她想去车床加工厂看看，但是不能开车了，她自己都能在呼吸间嗅到酒气。她想给老九打电话告诉他已经见过张志诚了，但此时的纽约时间正是后半夜，人们都在熟睡。于是她打开电视，换了这个台换那个台，换了一轮却什么节目都看不进去。其实她并不是需要做什么，只是需要有个事做让心别老那么悬着。她知道，一直让她的心悬着的既不是父母的审查，也不是如何跟老九交代，而是她选择了尊重叶子农意志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她无法给出一个能让自己心安的答案。
那天为接待老九特意购买的一套茶具已经收起来了，方迪又把它们拿出来，重新摆放一遍是件很琐碎的活儿，她就漫不经心地干着，以此耗时间……等茶具全部摆放好，烧开了一壶水，她就泡茶。她对茶道一点不懂，不是泡过了就是泡轻了，泡过了就兑点白水，泡轻了就当白水喝……多喝点有代忽然门铃响了，她有些诧异，确切地说她只在这套房子里住过一夜，而且还是在醉酒状态中度过的，在这个小区没有熟人，也没有亲戚朋友知道这个地址。她走到门前透过猫眼观察了一下，见门外站着两个年轻军人。她打开第一道门，留一道纱网防护门。
其中一位军人问：“是方迪小姐吗？”
方迪说：“是我。”
军人说：“首长派我们来接你。”
方迪问：“哪个首长”
军人回答：“方副司令。”
方迪说：“请出示一下证件。”
军人拿出证件打开，隔着纱网让方迪查验。
方迪看番号、兵种、相片等细节都没问题，说：“请稍等。”
穿上外套拎上包，方迪下楼上了军用吉普车，被两个军人带走了。
来到司令部大院，通过门卫，吉普车在司令部楼前停下，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那名军人带着方迪进人司令部，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门站下，守门警卫打军人进去，行军礼喊道：“报告！方小姐接到。”
方迪的父亲5多岁，身着少将军服正在看一份文件，说：“让她进来。”方迪进屋，军人行个军礼退出了，警卫把门关上。
方父对女儿说：“拿把椅子坐过来。”
方迪就拿把椅子坐过来，说：“也太快了吧，什么事不能晚上到家说”方父说：“你着家吗？”
方迪与父亲面对面坐着，太近了，看到父亲面前的那份文件其实就是她调查叶子农的那份文件，虽然是传真件，但是那文字排列格式她是有印象的。旁边还有其他传真件，纸张和字体都一致，应该就是张志诚通报给方将军的资料。
方迪等着父亲发问。
方父说：“你一直在外面独立生活，做人做事还是能让家长放心的。你也不小了，院里你们这巷儿的好多都抱上娃了，如果不是特别必要，家长一般不愿干涉你。但是最近你有些异常，特别是跟政治事件扯上关系了，还冒出个房子，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家务事了。”
方迪拿出《方迪与慕容久关于“老九禅面”项目的投资合作协议》，说：“我跟这个所谓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关系，相信您看到的资料一定比我知道的详细，我就不多解释了。关于车和房子，如果您看完这个合作协议还需要我解释，那我就再解释。”
方父接过合作协议看了一遍，沉思。
方迪说：“帮九哥调查叶子农这事，我承认有失当，但没有牟利，连动机都没有。九哥祖籍是河南，对到他餐馆里打工的中国留学生一般都挺照顾的，我只是其中一个。九哥早就知道我的身份，要有所图谋不会等到6年，也不会只用给个打工机会照顾。”
方父问：“你不是一直想争取进电视台工作吗？怎么干起饭馆了？”
方迪说：“我就是想离权力和媒体远点，简简单单挣钱，简简单单过日子。”方父说：“有这么简单吗？你一身酒气去见张主任，哪儿来的这么大胆子？张主任是干什么的？五脏六肺都给你扒出来看看，就你那点小心思！”方迪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爱上他了。”
方父也沉默了一会儿，问：“什么时候”
方迪回答：“从那天我给他们当公证翻译。”
方父说：“家长不干涉你的婚姻，但也不赞成你去充当第三者。人家有女朋友，你插一腿算哪门子啊”
方迪平静地说：“谁插一腿了？我为将来的可能做准备，妨碍谁了？我收集了很多资料研究戴梦岩，她跟叶子农是不可能的。”
方父问：“为什么？”
方迪说：“叶子农是野生植物，插到盆景里他还是他吗？他都不是叶子农了梦姐还要他干吗？野生植物无所谓雅俗，插到盆景里可就雅俗一身了，叶子农能自在吗”
方父说：“你年纪不大，心计可不小啊。”
方迪说：“这怎么能叫心计呢，这叫实事求是。他们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悖论，我只是看到了这一点。我要有心计，能让张志诚看出来”
方父问：“你要做什么准备”
方迪说：“叶子农又馋又懒又邋遢，不求上进，还无组织无纪律。咱们家呢，又是军又是官，讲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谁也受不了谁。我跟他之间隔着这条河，我只能从这个家独立出来成为我自己，跟他才有可能，而老九禅面就是能让我独立出来的桥。九哥是个好人，我对他隐瞒了这个动机，我也常谴责自己，觉得我是个坏女人。”
方父问：“如果这个九哥没跟你合作呢”
方迪说：“那我就按老九禅面的思路自己单干了，一样要从家里独立出来。至于接近叶子农，有没有九哥都没关系，您是男的不懂这个。女人想接近一个男人，办法太多了，1个偶然相遇都想得出来。”
方父问：“醉酒是怎么回事”
方迪说：“难受呗，不麻醉一下我会疯的。”
方父的眼神里掠过一丝触动，起身去给女儿倒了一杯水。
方迪喝了一水，说：“叶子农哪怕只有一分危险，我也会有一百分的担心，这种感觉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九哥的意思我明白，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叶子农回北京怎么也比待在巴黎安全，也许从此就跟戴梦岩分开了。但是……我做不到，我不能想象做了那种事将来还能面对他，这跟向九哥隐瞒动机是不一样的，那是女人起码的羞涩和自尊。”
方父说：“只是为了一种可能，这理智吗7为个男人就要从这个家独立出来，这话要让你妈听见，那还不跟点了炸药包一样。你妈为你没少托媒人，她的标准你是知道的。”
方迪说：“我是找男人，这种事强求不来的。嫁人不就是嫁个男人嘛，那就是我认为的男人，我就稀罕他那样的。”
方父思忖了一下，说：“嗯……我先跟你妈谈谈，先透个气七”
方迪说：“我妈不是讲政治嘛，那您跟她说，叶子农对我的影响比她对我说教了那么多年管用，她是读社论，人家那是来真的，让你触灵魂，所以，就别在政治上挑刺儿了。”
方父说：“这就是你不对了，根据张主任提供的资料，你跟叶子农只见过一次：你不能因为怕你妈反对就刻意拔高一个人：还是要实事求是嘛。”方迪说：“那没见过马克思的就不革命了？嘁”
方父说：“你看看你这是什么态度”
方迪说：“唉，难怪叶子农不招人待见，他一张嘴就这德行。”
方父说：“那你现在的素质，包括你能被触动的能力，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方迪说：“我生在这样的家庭：就要遵守这种家庭的规则，说话办事要谨慎，社会交往要谨慎，但那不叫政治素质，叫守纪律。九哥都能把见路不走用在生意上了：叶子农只用了一句话就让乔治认输了，这不是政治说教，是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以前我觉得政治根本不关我的事，也没想过要跟谁走：现在我想了，我要跟共产党走，信仰马克思主义。这话要放在以前，不管是谁说的我都会笑，笑他假大空。现在我信了，市场经济也一样存在有信仰和献身精神的人，我愿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方父看了女儿好久，说：“今天就谈到这儿了：我让他们送你回去。”方迪说：“审查了半天：给个结论吧，好歹管用一阵子，别动不动又审查了。”
方父说：“丫头片子……还行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