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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一伙人的逃亡之路异乎寻常顺利，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奇怪，先是遇到一伙正红旗的骑兵，刚动手打了一会儿，那伙骑兵就大呼小叫逃跑了，而且扔下了几十匹马和马背上驮着的口粮。过辽河也有惊无险，河面早已结冰，各旗都派出旗丁严守各个过河路口，但镶蓝旗的旗丁睁着眼睛说瞎话，硬说这伙亡命之徒是去蒙古外藩巡边的八旗兵，还嫌他们带的衣服、口粮不够多，坚持把卡伦（哨所）里的棉衣和粮食塞给他们。踏冰过河后，几个人骑马追上来，为首的镶黄旗牛录章京向常书出示了丰州军牌——他的真实身份是丰州军都司上品，领盛京提塘所提塘官事务。
“我叫宝顺，大统领府的信到了盛京提塘所，命令我们不惜代价救援正蓝旗的兄弟，这次我陪你们去丰州，跟我走吧，那边有乌兰哈达提塘所的人接应。”这名年轻军官对常书说道。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一条道走到黑吧，常书一行人跟随宝顺到了乌兰哈达附近的一座山里，那里有一个很隐蔽的营地，一些马贼模样的蒙古人还送来衣被、口粮和柴火。宝顺说这里非常安全，周围的蒙古部落和巡边的八旗兵与丰州早有默契，绝不敢来找麻烦，等天暖后会有人来接他们，那时就可以上路了。
常书在这里呆了大半个月，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正蓝旗的逃亡者，人数最后超过五百人。二月中，一支打着丰州商军旗号的骑兵赶到营地，给他们带来了马匹和武器，一行人终于踏上向西通往丰州的道路，等他们再次回到家乡已是十年之后的事，那时他们真的打回来解放了辽东。
崇祯九年似乎兆头不好，丰州开年又是一个春寒，农牧司知事杨大志警告说今年的年景不好，必须提前着手春耕，同时各家的水窖也要增加储水，总理府最担心的就是春耕，早早向各府卫下达春耕令。春季会操刚一结束，丰州的男女老少就忙碌起来，家家户户的水窖里都堆满冰雪，农田水利也开始修缮。似乎是在印证杨大志的说法，开春以来老天没下过一滴雨，山陕两省再次出现旱情，这对丰州来说绝对不是好事。
进入二月中旬，关内灾情更加严重，夏粮干死在地里，秋粮又无法播种，老百姓绝望了，纷纷出外逃荒，山西到处都是无衣无食的流民，出现民大饥、人相食的情况。朝廷对山西旱情迟迟没有反应，山西巡抚吴牲、大同巡抚焦源溥焦头烂额，几乎无计可施，竟然盯上了还有口饭吃的丰州。两人同时向李榆求援，理由是丰州长期靠从山西输入钱粮、财物过日子，山西若是糜烂他也好不了，所以朝廷可以不管山西，但他必须要管，吴牲、焦源溥还威胁李榆，如果他实在拿不出钱粮也好办，山西没饭吃的流民有的是，用不了多久成千上万的流民就会涌出边墙找他要饭吃。
李榆气得拍桌子大骂，我去年才缓过一口气，手里多少有了些存粮，你们受灾不找皇帝却盯上我，有这么欺负穷人的吗？骂归骂却不得不有所动作，吴牲、焦源溥说的很对，山西如果糜烂他也绝没有好果子吃，而且这两个人上任以来也算友善，焦源溥吸取了同族从兄原宣府巡抚焦源清的教训，对丰州的所作所为基本不闻不问，从不给李榆添麻烦，而吴牲打定主意依靠士绅治理地方，对丰州同一条船上的山西士绅、军商极为宽容，士绅竟敢公然偷漏、欠缴朝廷税赋，军商也把走私生意做的红红火火，丰州从中获益颇多，这样的好官到哪里找？关键时候还是得帮一把，免得他们被朝廷免职了换两个和自己作对的人。
李榆硬着头皮指示总理府设法筹办一批救灾钱粮，并委托刘之纶去阳和、大同找梁廷栋、焦源溥交涉赈灾事宜，另外还给山西的白显志、张道浚写信，请他们务必协助地方官府赈济灾民——有吴牲默许，山西士绅不肯向朝廷缴纳赋税，却把大笔的钱拨给白显志、张道浚编练乡兵，两人前后为地方上训练青壮三万多人，还从中选出三千人成立了山西民军，这支地头蛇武装与虎大威、猛如虎的官军相互配合，一举将高加计等土寇的势力连根铲除，白显志、张道浚手里有兵有钱自然应该为地方百姓出把力。
白显志、张道浚很快就回信叫苦，这场大旱前所未有的严重，已经不是杯水车薪能够解决问题，他们手中的那点钱粮只能自保而已，赈灾心有余而力不足，两人还劝李榆下决心入关，依靠丰州军的强大武力稳定住地方，再按丰州模式把流民组织起来自救，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李榆正想写信痛骂这两个想拖他下水的家伙，坏消息却接踵而来——宣德卫指挥使谷可立、东胜左卫指挥使乌尔登急报，流民越过大同、山西两镇边墙进入丰州，尤其是杀虎口、得胜口附近的边墙去年被拆毁后一直没有重建，大批流民正从两处蜂拥而入，单凭卫所的力量已难以阻挡，他们请求总理府立即增援；而东胜右卫指挥使诺敏的急报更为惊人，西北大旱、民大饥，宁夏镇因此发生兵变，巡抚王楫死于乱兵刀下，携带武器的哗变士兵及大量流民也正向鄂尔多斯涌来，副守备冯树杰已带人去边墙拦截。
春耕之际情况突然恶化，庶政司知事马士英断言，如果不及时阻止流民涌入，丰州崩溃只在旦夕之间，总理府的官员被吓得心惊肉跳，紧急磋商后，从归化府调集青壮一千人交给巡检司知事韩大功带领增援杀虎口、得胜口方向。但只过了两天，乌尔登、谷可立和韩大功就联名向总理府报告，出关流民人数已达五万左右，每日还在剧增，他们根本挡不住滚滚而来的人流，被迫撤离边墙十五里，同时流民与本地百姓也开始摩擦，个别村庄还发生流血冲突，情况十万火急，他们请示是否可以采取武力驱逐。
归化巡抚刘之纶也失魂落魄地回来了，此行一无所获，阳和的宣大总督梁廷栋最怕这个刘圣人，自己躲起来不露面，而把阳和副使推出来应付。阳和副使见到刘之纶就叫苦连天，既想不出赈灾办法，更拿不出赈灾钱粮，而且告诉刘之纶也别指望朝廷了，朝廷最多也就是免点税赋，其他的一样无能为力，这年头还是自个管自个吧。刘之纶失望地离开阳和，又急匆匆赶往大同，这时的大同镇已经戒严，各处州、府、县城门紧闭，任由流民四处流窜，刘之纶好不容易才叫开城门进了大同城。
大同巡抚府内，焦源溥痛哭流涕，向刘之纶哭诉自他巡抚大同以来，上面没人管下面不听话，为官一方却无所作为，看到老百姓遭罪心里难受啊，他已经向朝廷自劾失职，请求罢官回家，这个大同巡抚谁愿干谁干，反正他是不干了，丰州援助的赈灾钱粮也不用给了，落到官府手里肯定会被贪污大半，还不如由丰州直接赈济给百姓，焦源溥还指天发誓绝没有挑唆百姓出关，他对目前的局面其实已经失控了——这是个老好人啊，刘之纶还能说什么，反而不得不劝慰他一番。
刘之纶出了巡抚府就直奔总兵府，大同总兵王朴平时自称是汉民的兄弟，还暗中与汉民的老婆合伙做生意，关键时候却落井下石放纵流民出关，这家伙太坏了！刘之纶怒气冲冲进了总兵府，见到王朴就是一顿臭骂，王朴被骂急了，跳着脚使劲喊冤，不是他不帮朋友，而是流民实在太多，估计涌向边墙的山西、大同两镇流民合在一起不下三十万人，官军那点兵力哪里挡得住，再说绝大多数流民是从杀虎口和得胜口出关的，那里的边墙可是丰州拆的，连路都给人家铺好了，要拦住流民也是你们自己的事，刘之纶听完气得一跺脚就回归化了。
“汉民，我们只能靠自己了，我知道目前情况危急，但你绝不可向百姓动手，他们冒险出关无非是想求你给条活路，帮帮他们吧，你知道我在路上看到什么？我看到路边的尸体只剩下了白骨，看到人们抢着以马粪为食，看到被遗弃的孩子正在死去，看到……”刘之纶说着已经泣不成声。
李榆捂着头趴在桌案上，以前想不通的事突然明白了，老汗为什么一改汉民与诸申同为大汗臣民的政策，转而向汉民举起屠刀疯狂杀戮，因为他解决不了辽东的困境，只能选择牺牲异族以维护诸申的利益，他把坏事做尽才给四贝勒留下实行仁政的余地；洪承畴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肆杀戮流民百姓，因为他也同样解决不了西北的困境，所以他才会说杀一半西北人才能让另一半西北人活下去。许多不可理解的事情背后都是不得已，现在他也面临危机，但能因为不得已而举起屠刀吗？想到这里，李榆突然有了一种想逃跑的冲动，他猛地抬起头却发现鄂尔泰、李富贵、李槐和刘之纶正在注视着他。
“汉民，许多事是逃避不了的，你只能去面对，想想这些年我们走过的路，还有几十万信任你的丰州人，咬紧牙关走到底吧。”鄂尔泰像是看穿了李榆的心思。
李富贵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也许该下决心了，立即召集佥事处会议吧，总理府、议事院相关官员也一起来，必须马上拿出解决办法。”
佥事处当天下午就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包括：除在喀尔喀的那木儿以外的其他佥事，以及银钞局总理范永斗，商市司知事马奇、工建司知事韩霖、课税司知事毕力格、庶政司知事马士英、库使司知事赵胜、农牧司知事杨大志、议事院副议长孙庭耀、归化知府蔡如熏、自由党和公民党两党总理沈守廉、王昉，在归化的丰州重要人物全部到场。
会议气氛很沉闷，谁都清楚目前的情况，数十万流民涌入绝对会冲垮丰州，但采用常规办法已无法阻止这股人流，两条路就摆在眼前，要么大开杀戒，把流民都赶出去，从而保住丰州，要么心慈手软，放任流民涌入，最后大家一起完蛋，对流民是杀是放都是要命的话，谁敢开这个口？
沉默良久之后，李槐叹了口气，向马士英挥了挥手，马士英犹豫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丰州这几年相对安定，人口随之也在增长，而归附人口更是增加迅猛，比如去年就有五千多被俘的大同明军赖在丰州，这些人站住脚，转脸从关内又招来二万多家眷，收复宣府边外有俄木伦的五千人口归附，进军三不剌川再次收容孛罗科尔沁各部七千余人，加上零星不断偷越出关者，丰州入籍人口达到四十五万，如果再加上察哈尔人和未入籍的黑人黑户，肯定超过五十万。
“我们的疆土不断扩大，在河套、宣府边外大量开垦土地，牧场也扩展到大青山以北，但边外乃苦寒之地，粮食产量有限，养活目前的人口尚属不易，如果再大量引进人口，丰州将不堪重负，崩溃之日不远矣！”马士英最后叹着气说道。
李槐点点头：“丰州的土地足够大，但移民垦荒、游牧需要种子、农具、牛羊，而且短时间内见不到成效，还要补贴钱粮，我们的财力太弱，无法解决流民的生存，总理府认为应该在关内就地安置流民。”
“那么我们的工商呢？你们可一直说丰州缺乏劳力。”李榆追问了一句。
李建极答道：“丰州确实缺乏劳力，矿厂、作坊乃至军田、职田都需要人，两三年内大约需要逐步引入五万劳力，也许还可以更多一点，突然涌入大量人口绝对消化不了。”
会议又重新陷入沉闷，大家都在不住地唉声叹气，鄂尔泰痛苦地说道：“我不想看到流血，无论流血的是丰州人还是关内人，丰州绝不能变成另一个金国或者明国，今年计划的西进必须取消，我们竭尽全力也要搏一把，老马，你当过几年大同知府，最熟悉大同的情况，你有什么好办法就大胆说，只要不杀人什么都可以商量。”
“出兵吧，关内问题只能在关内解决，”马士英看了刘之纶一眼，见对方毫无反应，又继续说道，“山陕为什么穷困，除了土地贫瘠，更大原因在于大明的弊政——卫所制，太祖皇帝设卫所养兵，每丁授田五十亩，令其自养并世代不得脱籍，自以为养兵百万不费一钱一粟，但兵士负担极重，明初须缴屯田籽粒十八石，以后改为六石，远重于民田，兵士逃亡者络绎不绝，以致卫所根本无兵可用，而卫所勋贵及地方豪强又相互勾结，对卫所土地巧取豪夺，未逃兵士也沦为佃户，如此一来卫所制名存实亡，土地却在于兵部的账册之中。豪强有权有势占有卫所田既不缴屯田籽粒又不缴民田税赋，对百姓的盘剥却丝毫不轻。以大同为例，开国两百多年了，卫所田依旧还在，地主却不知换了几茬，层层加码后，租子普遍在五成以上，老百姓遇到风调雨顺还有口饭吃，天灾人祸之时只能逃亡，抛荒土地何止万顷。我当知府的时候，也曾想把抛荒的卫所田收为民田以安置无地的百姓，刚一露念头就被上官、豪强恐吓，我害怕呀！从此再也不敢妄想，但我丰州武力盖世，无须在乎这些喝百姓血吃百姓肉的恶徒，把土地抢回来还给百姓，再按丰州模式组织百姓屯田，流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大统领，以大明的土地养大明的百姓天经地义，我们是替天行道，下决心派兵入关吧，这是唯一的办法。”
“不行，丰州有《保护私产令》，地主的土地也应当保护，我们不能出尔反尔，何况山西士绅历来支持丰州，我们发展工商还得靠他们，伸手去抢他们的地岂不自断手足。”李建极马上摇头反对。
“军官的田也是流血换来的，今天去抢他们的田，明天是不是也可以抢我们的田，这个先例绝不能开，出兵可以，但应当顺势控制整个山西，那里有的是可以开垦的土地，安置流民绰绰有余，如此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流民问题，用不着抢私家的土地。”杜文焕皱着眉头很不满地说道。
李建极是大明巨商，家中良田万顷，杜文焕是世袭卫所高官，占有的土地自然也不会少，当然不容忍剥夺他们的土地，可是那些流离失所的老百姓怎么办？而且我就是把土地分给老百姓，他们就真能有活路吗？农具、种子、口粮从何而来？李榆默默走出了大堂，扔下一屋子的人面面相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