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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内外交困多年，北方士人见惯江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场面，陷入回天无力的绝望之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随波逐流得过且过，耐心等待再一次王朝兴亡、天下大治。江淮苏浙却繁华依旧、歌舞升平，南方士人流连风月之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使如黄宗羲、顾炎武这样洞察千年的才俊也热衷于高谈阔论、抨击时弊，并未真切感受到危机将至。
丰州暗合自己的许多治国主张，而且成效显著，黄宗羲、顾炎武最初觉得耳目一新、精神振奋，甚至有心留在丰州大干一场，但随着深入了解，却发现丰州走得实在太远，与他们所思所想并不一致。
在办学问题上，黄宗羲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所以“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形成良好的风尚和强大的舆论，才能使“贼盗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国可保也”，顾炎武进一步说明“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两人反对八股文，主张以学校推行教化，在此基础上改革科举，遴选才德兼备的官吏主理政务，以便培养丰州的良好官风、民风，彻底实现脱夷入华。丰州官员则认为，强行把“治天下之具”、“教化纪纲”灌输给学子无异于重造官学，但官学是大一统的产物，未必真能教人明辨是非、明道救世，大明的现状最能说明问题，良善奸恶乃普世之理根本无须教诲，丰州有喇嘛教，还有西教、回教，足以保证善良民风，官府管好自己就行了，不必瞎逞能！丰州实行公举选官，官民一律编入最基层的百户所，包括归化伯全家也是如此，所有人等如无要务在身，必须参预卫所事务，官员去职或学子结业也皆回本卫所，或自择其业、或充当各级官署吏员，如欲为官者须参加公举，竞选成功才可为官，如此选官方能上下通达，收效也远胜于科举。
在治民问题上，黄宗羲主张以民为本，顾炎武也主张天下“众治”，但本意还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忠孝礼义关系伦理纲常，绝对不能抛弃。丰州却是奉行心学泰州学说，公然叫嚣“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把君父甩到一边，关内汉人出关没两年就剃发易服，自称丰州人而非汉人；“百姓日用即道”、“人人可为圣人”更使人心惑乱，冶铁成了“铁道”、制铳成了“铳道”、冲茶成了“茶道”，甚至做羊肉也叫“羊道”，大字不识的百姓只要把行道干到极致，就成了众人仰慕的圣人，如今归化满大街都是圣人，有的还因此被推举为官员，这让读书人的地位往哪儿摆？丰州还允许民间结党，商人的“自由党”、农牧民的“公民党”居然可以参预大政，小人当道成何体统——黄宗羲、顾炎武本来对泰州学说的一点好印象破灭了，贩夫走卒之学完全成了歪理邪说。
在地方治理上，黄宗羲、顾炎武认为丰州的卫所制与大明不符，更像是胡化的产物，卫所自治、全民皆兵、土地私有以及战利品分享，有几分形同清人的八旗牛录，归化似乎没有开化而是坚持野蛮。顾炎武就此向昆山同乡杜文焕提出异议，杜文焕却理直气壮说，这种卫所制才能保证丰州的动员能力达到极致，士兵的战力成倍提高，比如明军作战伤亡超过一成就基本崩溃，而丰州军既使伤亡超过三成也能继续打下去，说得顾炎武头上冒冷汗。
丰州的歪理邪说更荒唐，丰州官员普遍认为华夷可以变迁，原为夷狄者实现文明开化则为华夏，而原为华夏者如果野蛮暴虐也可沦为夷狄。老百姓说的更直白，丰州已是华夏，清国还处在野蛮阶段，依旧是夷狄，至于明国嘛，虽然不能说是夷狄，但从文明倒退回野蛮，应该是失败国家，甚至跟他们毫不沾边的罗刹国也被定性为邪恶国家，这种说法当然荒谬，但日趋强大的丰州藐视大明却不是好兆头，联想到丰州以陆九渊所言“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为依据大力倡导西学，对关内正统儒学却极为排斥，黄宗羲、顾炎武两人嘴上没有明说，但内心有了一种“亡天下”的危机感。
丰州出兵山西的消息传来，两人惶恐不安，认为这是丰州侵吞大明的开始，下定决心尽快离开，免得卷入其中沦为叛逆，不过临走前还是想亲眼看看李榆到底是何许人。
这个人现在就在面前，全然没有一点对文人的恭敬，还巧言狡辩，古之安禄山、石敬塘也莫过于此吧，黄宗羲似笑非笑地说道：“归化伯割据一方实力强悍，图谋中原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大明国祚两百七十年，非蚍蜉之力所能撼动，民为主、君为客，一朝一代不过两三百年的事，既使帝王之家最终也免不了支离破碎，为一时之妄想而荼毒天下、祸及子孙，愚以为不值矣！”
李榆很奇怪地看着黄宗羲答道：“太冲说得对，本帅也觉得不值，只有妄人才会争帝王之位，你肯定心里骂本帅是大明叛逆，其实朝臣也一直这样骂，不过无所谓，本帅只忠于皇帝，从来瞧不起大明朝廷，想骂随便骂，你们一定以为丰州军入山西是为了抢大明的疆土，错了，本帅对疆土毫无兴趣，你们回家的路上仔细打听，山西可有丰州官吏奴役压迫百姓？可有丰州军杀戮掠夺百姓？本帅只是从昏庸贪墨的官吏手中抢走权柄，给百姓一个自治自救的机会，山西乱不得呀，你们没有治理过地方，不懂得其中的祸患。”
投靠丰州的士人大多是明国废官、罪官，李榆相信善政能把坏人变好、恶政能把好人变坏，不计前嫌放手用人，这些劣迹斑斑的家伙也确实不孚众望，为丰州出力甚多，其中的周愕、大老王等人还身居高位政绩显著，而对于名流士子李榆却不感兴趣，反而觉得留下这些人是自找麻烦，随手把云荣、常书的引荐信放到一边，说出的话也有点赶人的意思。
“吾虽然未做过政务，但也知国有律法，只有依法治国才能国泰民安，归化伯不从朝廷政令，违反大明军制随意调兵侵地，恐怕贻害无穷矣，归化伯口称忠于皇上，忠在何处？”黄宗羲忍住怒火说道。
“归化伯私款清人，其中的关节天地可知，这似乎也算不上忠于皇上吧！”顾炎武也讥讽道。
“法有良法、恶法，法自民意所出才可能为良法，自然应当依法治国，而法自食肉者所出，其不过是一家一团伙的家规帮规而已，所谓依法治国岂非笑柄？你们不要以为本帅要害大明，其实普天之下只有本帅在真心保卫大明，老实说，本帅过去一直以为明国很强大，但现在才明白其实是外强中干，所谓百万大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不过是朝廷豢养来镇压百姓的走狗而已，再过一百年也没有走出边墙的勇气，相反清国却如初升的太阳朝气蓬勃，其锋芒锐利无比，本帅最怕皇上被奸党出卖，大明江山落到清国手中，那时丰州就危险了！”李榆挥着手边走边说。
“汉人的治国之策肯定出了问题，自汉以后的历代王朝似乎再没有雄心壮志，对外懦弱无能，对内却越加凶暴，唯一的大唐盛世也是融合鲜卑人开创的，你们真该彻底反省革新了，否则清国也有可能吞并你们。”张之耀在长辈面前一般不说话，这时忍不住插了一句，不过一开口就把自己排除在汉人之外。
顾炎武瞪了张之耀一眼，站起来要争辩，黄宗羲一把摁住他，向前拱拱手说道：“受教了，我们确实应该反省革新，比如玉山兄所提出的统一与大一统的问题就须好好思考，不过我大明人才济济，找出原因所在必能彻底解决，各位就不必操心了。”
“中国千年之弊非一朝一夕能除，除非有外力推动，再过五百年也未必能解决问题，说不定还会走上更邪的路，你们有太多野心勃勃的枭雄了！”李槐和黄、顾两人在包克图谈过几次，虽然不太投机，但还是想把这两个人才留住，朝李榆使了个眼神后说道，“太冲、宁人，你们明白问题所在，回去无能为力更痛苦，就留下随便找点事做吧。”
“自上而下革新难，自下而上革新更难，然食肉者鄙，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而天下之兴亡，匹夫有责焉，吾二人必回乡召集同志奋力一搏。”顾炎武挥动拳头说道。
李榆眼睛一亮高声喝彩：“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吧，丰州书院、丰州政务学堂都缺人，二位可暂留丰州教授学子，他日如有机会我必助你们大展宏图。”
“多谢，吾二人去意已定，就此告辞吧。”黄宗羲起身拱手道，然后拉着顾炎武向外走去，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诚恳地说道：“归化伯治理有方，丰州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然百姓不识礼义不辨是非，却嗜武好战藐视天下，如果一味放任从其民意，恐怕丰州大祸不远矣！”
“多谢先生教诲，在下明白了。”李榆躬身施礼。
送黄宗羲、顾炎武两人上了马车，李榆望着他们的背影陷入沉思——黄宗羲说的不错，丰州嗜武好战之风日盛，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看谁不顺眼都想揍一顿，马奇、大老王拉起一帮西部开拓团的乌合之众就敢与叶尔羌汗国争夺吐鲁藩，范永斗、范二喜叔侄俩大胆包天，纠结一伙亡命徒向清国武装走私，察哈尔的土巴、粆图也不老实，三天两头闯入清国外藩蒙古部落抢夺人口、牲畜，军中更是放出豪言“老子想打谁就打谁”，而老百姓听说打仗不是想到流血而是立功发财——李榆用了十余年时间打造丰州，并且逐步拥有了自保能力，无意间却培养了一只好战的怪物，以丰州弱小的国力，这样发展下去肯定会招来大祸。
“舍不得这两位大才了？”李槐站在身后轻声说道。
“这种名士我们用不起，”李榆微微摇头，紧皱眉头对李槐说道，“古人云好战必亡，又言忘战必危，这中间的轻重不好拿捏啊，也许儒学教化也非一无是处。”
“不用多想了，古人所说经常是模棱两可，如何运用全凭随机应变，我们玩不起儒学教化那一套，常书跟我谈过金史中‘明昌之治’，金朝章宗皇帝倾心儒学，推行全面汉化，金朝尊孔子、兴科举、习礼仪、修法典，一时号称‘宇内小康’，然而女真旧俗既被废除，立国之本猛安谋克制也随之瓦解，后世蒙古兴起之时，金人如待宰羔羊无还手之力，最终国破族灭，其教训深刻呀！”
李榆低头沉思着走回大堂，翻开地图看了一阵，低声问李槐：“山西怎么办？捏在手里就心慌，四五百万人口啊，以后稍有不慎就要出事？越早脱手越好，可朝廷迟迟没有反应，难道有意借山西拖垮我？”
“朝廷没有这个气派，最大的可能性是想接手又不敢接手，索性置之不理，”李槐苦笑摇头，长嘘一口气继续说道，“山西糜烂最吃亏的是我们，还是捏在自己手里好，走一步看一步吧。”
李榆点点头，盯着地图说道：“明年开春我去趟准噶尔的塔尔巴哈台，顺路查探一下哈密、吐鲁藩，如果那里能种出粮食、棉花，马上大量移民，也许困局就解开了。”
李榆在包克图呆了一个多月，每日除了带一帮孩子玩，就是在各处查看——包克图没有城墙，但与城市没多大区别，做工经商人口超过十万，有铁厂、煤厂、毛纺厂、木器厂、弹药厂、泥料厂、银钞行、印刷行等大小买卖四五百家，繁华程度甚至超过归化，最主要的产品——条形铁、铳炮、兵器、毛布、毛毯大量销往四处，大小老板见到李榆就表示，只要丰州军出兵打仗，他们愿意购买更多的债票。
十二月下，新任大同巡抚范志完派人送来皇帝的诏书，李榆终于等来回应，立即赶回归化接旨，不过看到诏书就气乐了——皇帝夸奖了归化伯的忠诚，表示收下五万两银钞，这笔钱就算归化缴的金花银，以后每年都要给内帑，军仗局的内官会携银钞前往归化购买战马、骆驼等牲畜，如果铳炮、军仗价廉物美的话也买一些，钱不够就请归化伯先垫着，将来朝廷有钱了连本带利一并归还，山西的事没说，只提了一句山西总兵许定国留驻怀庆，以防河南民变。
糟了，皇帝真要做生意，还把我赖上了，凭什么呀？你舍得山西，我还不想要呢——李榆的心凉了。
真相毕竟隐瞒不了多久，朝廷最终还是得知归化军入关的消息，皇帝气得在后宫砸了一天东西，群臣更是义愤填膺，纷纷上书弹劾，不过除了将李榆罢爵免官，拿不出任何办法。经朝臣们一闹，皇帝反而冷静下来——归化伯肯定不是忠良，但也算不上叛逆，他的脸上贴了“唯利是图”的标签，这种人其实好对付，与其马上翻脸不如静观其变。很快各种消息传来，归化军入关不假，但人数并不算多，大多数时间还在和老百姓一起种地、修路，没有丝毫造反的迹象，而且朝廷的官府、官军屁事没有，一切都照旧，就是山西士绅不肯缴税了。
皇帝和朝臣都松了一口气，一致认为归化伯缺心眼，有胆量就造反吗，花钱费神种地、修路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朝廷缓过劲赶他滚蛋，田土、道路都得吐出来，鼓动地方不缴税确实可恶，但山西也确实榨不出油水，再去缺德征缴税赋、加派，激起民变可就糟了，算了，归化伯又不是第一次干坏事，这笔账先记着以后一起算。
想通了道理，皇帝发泄的对象转向兵部尚书傅宗龙——此人是杨嗣昌推荐的，上任以来除了反复说百姓穷困、国力枯竭之类的废话，拿不出任何主张，而大明兵事危急，十月杨嗣昌武昌誓师讨贼，流贼远遁四川，清军再犯宁锦，阵斩宁远副将金国凤，老家伙无计可施，反而与杨嗣昌互相弹劾，一方急于剿贼向皇帝告状对方不给军粮，另一方坚持不给还声称为国家节省财力。皇帝看着老家伙不干正事就生气，正好祖大寿和高起潜为推荐刘肇基任团练总兵掐架，傅宗龙拖了几天没处理，皇帝又想杀人了，多亏群臣劝阻傅宗龙才有幸被关进大狱，兵部尚书换成了宣大总督陈新甲。
李榆送钱不是时候，皇帝心里正郁闷，突然想起归化好像从来就没缴过税，既然送上门来，肯定要宰一刀，于是李榆破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