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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34年，宋蒙共同灭金的蔡州之战后，蒙古军北返，而孟珙也率军南归，献金哀宗的遗骨和众多战利品于朝廷。帝国上下为一洗靖康之耻而欣喜若狂，朝中更是举行了一系列的欢庆活动。
虽然在宋蒙联手灭金之时，蒙古方面有“（窝阔台）帝许以成功之后，归宋河南地。”但实际上这是个口头协定，对双方的分界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然而，帝国的理宗皇帝显然是将包括帝国的故都东京开封府在内的“三京”之地（西京指河南府、即洛阳，南京指应天府，即商丘），全看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从金亡之后，从二月到四月，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他接连三次派人到河南境内的北宋八陵“省谒”，就可看出其迫不及待的心情。
理宗的心情其实无可指责，因为这个“河南”，无论是指黄河以南，还是指北宋的京畿路，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说的河南省，它都本来就属于宋帝国。
可是，问题在于，无论帝国是否重新拥有“三京”之地，现在都意味着，大宋已与新兴的蒙古帝国正式全面接壤。如果双方在过去还算是盟友，而在共同的敌人消失的情况下，彼此之间的关系必然就会出现变化。
这一点，帝国的高层并不缺乏清醒的认识。
当时的监察御史洪咨夔就曾当面向理宗皇帝表示，反对朝廷进行所谓的灭金庆祝。他言道：“今残金虽灭，邻国方强，益严守备犹恐不逮，岂可动色相贺，涣然解体，以重方来之忧？”
洪咨夔就认为：面对夙敌金国已灭、邻国蒙古正强的局面，强化边防都恐来不及，朝廷如何能斗志涣散的大肆庆祝？只怕将来的忧患更重啊。
但在具体的处理上，朝臣又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帝国的两淮制置使赵范和淮东制置使赵葵两兄弟，支持他们的，是他们的老师、刚刚接替史弥远出任相位的郑清之。他们提出了“踞关守河”的主张，即：趁蒙古军北返的时候，借机收复包括三京在内的中原故土，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
“时赵范、赵葵欲乘时抚定中原，建守河、据关、收复三京之议，朝臣多以为未可，独郑清之力主其说。”
而反对这个主张的人，是主持灭金之战的、前帝国丞相史弥远的侄子，现兵部尚书史嵩之，参知政事乔行简、刚得理宗重用的真德秀、枢密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众多朝臣。
反对者的观点有三。
首先，包括河南在内的中原之地，在金蒙的交战中遭到巨大破坏，一旦宋军进入，无法从当地得到补给，而从江南千里迢迢的供应，难以满足大军的需要。更何况帝国近年灾害很多，百姓生活凋敝，无法再承受征调，因此，这时候更应该“固内”，以防内部出现问题。
后来宋蒙战争期间的帝国名臣、淮西运判杜杲就曾以外臣的身份上书：“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无粮可因。若虚内事外，移南实北，腹心之地，必有可虑。”
其次，帝国的军队并无能力在漫长的黄河防线上进行防御。
吴潜除提出了和杜杲类似的观点，他还认为：“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韧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
另外就是，蒙古人很可能以此为借口正式向南宋宣战。
赵范的部下邱岳就曾劝过他：“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我师若往，彼必突至，非惟进退失据，开衅致兵，必自此始。”
蒙古人气势正盛，他们焉能愿意放弃到手的东西？我军前往，他们必会攻回来，双方的征战就此开启。但赵范开始的时候根本不听。
从总体来看，反对方的前两个理由肯定是有道理的，拿下河南之地不难，如何守住它才是关键所在。但第三点就想当然了，因为蒙古军要想南下肯定能找到借口。
文字的东西到时都可以撕毁，口头上的协议就更没有用。
尽管反对者众多，理宗皇帝倾向于前一派观点是必然的，因为这与他恢复祖宗基业的大志相吻合。就此，在他的主导下，收复三京的计划还是很快就实施了。
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中旬，时任帝国庐州知州的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开始进军，他们沿途收复的，都是被蒙古人洗劫一空的空城，所见到的是“茂草长林,白骨相望”。
当他们于七月上旬进入汴梁时，这个曾经在“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的东京汴梁，已经变成只有六七百守军、千余户人家和遍地“荆棘遗骸”的残破之所。
然而，襄阳方面史嵩之的粮饷却迟迟没有运到。半个月后，当赵葵率兵五万由泗州抵达汴梁时，他发现全子才仍然停留在哪里。
史载：“葵谓子才曰：‘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阳、潼关，何待耶？’子才以粮饷未集对。”
赵葵急于收复洛阳，于是就命令徐敏子率一万三千人先行，杨谊率一万五千人为接应，西进洛阳，两军所能携带的，只有五天的口粮。
而到了洛阳后，徐敏子发现，在蒙古人的洗劫下，洛阳竟然也是一座空城。只是到了夜晚，才“有民庶三百馀家登城投降”。
实际上，宋军进入洛阳的第二天就已断粮，“徐敏子入洛之明日，军食已竭，乃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
这个时候，蒙古大将塔斯已率军南下，展开了对宋军的攻击。
首先遭殃的是杨谊所部，他们在洛阳城东遭蒙古军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杨谊仅仅以身幸免。
随后，蒙古军在洛阳和徐敏子一军僵持。其实，这个时候宋军并非不能抵敌，无奈没粮，军中都已杀马，最终不得不回师。
“八月，蒙古兵至洛阳城下立寨，徐敏子与战，胜负相当。士卒乏粮，因杀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师。”
在开封留守的赵葵与全子才所部得知洛阳的惨败后，士气低落，再加上粮草不济，也被迫撤军。蒙古军趁机掩杀，宋军损失达到了十之八九。
“赵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馈，粮用不继；蒙古兵又决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南军，南军多溺死，遂皆引师南还。”
史称“端平入洛”、理宗皇帝曾寄以厚望的收复“三京”行动就这样惨败收场，而蒙古其后以此为借口和宋正式开战，长达五十年的宋蒙之战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事实上，虽然收复三京的计划失败了，但它在战略上并非不可取，因为只要趁蒙古灭金后北撤的机会，能加大帝国领土的防御纵深，为帝国强化从秦岭到淮河一线的的防御争取时间，延缓蒙古南下的步伐，这个行动就已经达到了目的。
如果从各方面来考虑，“端平入洛”计划的最佳执行者更应该是荆襄方面的史嵩之，因为荆襄地区离河南“三京”最近，不仅进军方便，补给也比较容易解决。
但史嵩之的反对出兵，导致收复“三京”的实际军队只有淮东制置使赵葵的五万，以及淮西军的一部分兵力。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行动的策划者之一、两淮制置使赵范，在战役发起后，不知道是不是因受属下意见的影响，竟然也改变了主意，按兵不动。
后世有人认为，郑清之、赵范、赵葵他们之所以主张出兵，除了迎合“上意”，同时也是在贪图军功。而郑清之刚登上相位，他更想通过这个行动提高自己的声望。史嵩之反对出兵，也不是没有私心，他唯恐郑清之与赵范、赵葵兄弟俩的战功超过了自己，所以在宋军的粮饷供应上，没有尽力。
“端平入洛”的失败，后人的确可以总结为：除了在准备上不足外，还有帝国内部意见不统一的原因。
但也许问题的更实质在于，无论是赞成收复“三京”的大臣、还是反对者，都并不完全是从帝国整体战略目的来考虑问题。而是在其中搀杂了太多的团体、个人的利益。这就为帝国的军队最终在收复三京行动中遭受惨重的损失埋下了伏笔。
我们的帝国在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败在对手的手上，而更多的是自己内部的原因。如果说“端平入洛”败在帝国内部的争斗上，其后的宋蒙战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但宋蒙之间的冲突真的是宋引起的？蒙古真的没有进军江南的计划吗？
早在金蒙交战的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就抄掠四川利州路阶、凤、成、和、天水五州。南宋弃守武休、仙人、七方三关，关外五州为蒙古所占，史称“丁亥之变”。
而绍定四年（蒙古太宗三年，1231年）八月，蒙古拖雷更强行“借道”宋境，“分骑兵三万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径趋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军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
更重要的是，就在宋帝国刚开始施行端平入洛行动的同时，七月，蒙古汗国在草原上召开了规模空前的诸王大会，会上蒙古大汗窝阔台与大将塔斯（木华黎之孙）有这如下一段对话：
蒙古主谓群臣曰：“先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唯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
这就说明，窝阔台的眼睛，早已盯上了这个东亚大陆上最后的目标，宋帝国。
塔斯对曰：“臣家累世受恩，图报正在今日。臣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
蒙古主喜曰：“塔斯虽年少，英风美绩，简在朕心，终能成我家大事矣。”厚赉而遣之。
塔斯说他愿卖力，无须大汗出马，而窝阔台不仅对他不吝夸奖，还重赏。君臣之心，哪还需要什么解释。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即使是二十一世纪了，这个世界上不也还是这样？
蒙古从东杀到西，都是有正当理由的？南宋不收复三京，他们就会放过当时最富裕的宋帝国？打死东都不会相信。
现在张弘正理直气壮说的就是这件事，但像这样的问题根本无须东来回答，陆秀夫和文天祥会没词来应对？
陆夫子因为历史上记载的不多他不知道，可文帅哥那张嘴皮子在历史的记录中很清楚，那是一直从南讲到北，几年下来根本就没一个人能说过他的。
当下，陆夫子、文帅哥就和张弘正理论了起来，那张弘正又如何能是这两个饱学之士的对手。
东却没有欣赏这场漂亮的答辩，因为他走神了。他想着以前的那些事，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他是不是又动歪脑筋想忽悠别人了？
注意到他的神情，房间里的人，包括张弘正都渐渐将目光转向他。
在他们的目光中，小皇帝的眼角慢慢露出了一点笑意，他眼睛转到了张弘正的身上，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张将军，其实争这个没意义，你难道没听说过弱肉强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