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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蔫儿到底有什么样的恶行令副书记如此震惊呢？除了拉帮结派欺男霸女之外，还有一条在现在看来或许根本算不上事儿而在那时却是极其严重的政治性方向性的错误，别急，且听我慢慢道来。
且说老蔫儿从老支书那里抢过印把子之后，难免要细细地端量：就这么一块刻着字的带着尾巴的小圆木块，竟能让全村的人都俯首贴耳，太神奇了。
他是个最有孝心的人，得了如此珍贵的东西，自是要先拿给老娘看，自己则在旁边不停地解释着，唯恐老娘有啥不懂的地方？
老娘更是庄重，先去洗了手，而后小心翼翼地拿到老蔫儿他爹的灵位前，焚了香，拜了，才敢轻轻地放到手里抚摸，边摸边教训儿子，儿啊，这东西可是公家的，咱拿了也不是咱自个的，还是公家的。既然是公家的，可不能尽想着咱自个，要为公家多想想啊。
那一刻，老蔫儿的脸色真的好凝重，他瓮声瓮气却极其认真地应着。
老蔫儿虽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却毕竟识不了多少字。因此，他很快便从刚得到时的喜悦中挣了出来，这可是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他绝不敢稍有轻忽，他一直在不停地认真思考着：公家是什么？他试图从他收藏的大字报上找出答案，可大字报上讲的尽是些空话，压根儿就没有如他想要的答案。
公家不就是大伙儿嘛。一个愣怔间，他突然想通了，如释重负，便央着他娘破例允许他喝了二两烧酒。这是他第一次喝酒，他娘从不允许他喝酒，或许因为他想通了这个问题才奖励了这么一次。喝便喝吧，但他娘偏不，他一边喝着，她一边张三李四地列举了许多醉酒误事的人和事儿，说他现在是公家的人了，更不敢喝了。
——酒这东西真是奇了怪：蜜精甘甜的瓜干儿一旦变成酒，入口竟苦辣辣的直呛得人涕泪俱流，喝多了，会头重脚轻飘悠悠的，让人直想睡觉，睡了觉就不会再想事。他更加不理解了，老支书何以会把喝酒当成一种享受。他显是醉了，倒头就睡。
待其醒来，已是他夺得印把子的第十天。那种兴奋真是莫名其妙，想控制都无法，晕乎乎的舒坦直想从身体里奔涌而出。因此，能在第十天上清醒过来，他已经非常钦佩自己的自制力了。他决定带着大家编粪筐子卖，因为他就是凭着这门手艺才吃上了白馍馍。既然掌了这印把子，就该跟大伙同甘苦，大伙儿就是公家，就这么浅显的道理。
说起这编粪筐子，自又有一段故事。粪筐子是那个年代最常用的劳动工具，易碎，便要常买。他便琢磨，这东西不就是用野棉槐条子编的吗？咱为什么就不能自己编，偏要花钱去买？更何况村子里满地遍野的都是条子，白白割去烧掉，岂不可惜？事情往往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便难。他尝试着自己去编，可是拆掉了几十只筐子，试着顺条子的走势再编起来，总算编起来了，却既不美观也不耐用。赶巧听说表姨夫是编筐的高手，便央着他娘带他上门求教。
这时的市场管制虽已有所放松，但还没有完全放开。表姨夫曾为此吃过大亏，怕老姐姐这个唯一的儿子也跟自己一样吃亏便不肯教他。确如他娘所说，他真是贼心不死，认准了的理儿非要一条道走到黑。央求不成，他便赖在了表姨夫家里。表姨夫走到哪，他就跟到哪，不仅帮着表姨夫担水劈柴哪样活儿重干哪样，而且嘴里总嘀嘀咕咕地不停地唠叨一些大道理。表姨夫磨不过他，便待他发了吃了亏决不怨他的重誓才终于答应教他。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经表姨夫一指点，他即融汇贯
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说干就干，他的提议马上得到了大伙儿的拥护，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了——废条子能卖钱便成了宝，大伙儿必都去争割条子。条子明显少了，少了就有人去占，占不着便要大打出手：张三敲掉了李四的牙，刘五的婆娘抓破了王七的脸，此等不文明的事屡见不鲜。这不能说是支书的失职，也委实做够了向了这家后了那家的调解，他便决定把全村的野条子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各家各户。
这一招果然灵验，不仅争斗的事儿不见了，而且有的户因为尝到了甜头便对这些原先不被人看好的条子大加呵护，条子长得又粗又好。即使这样，因为僧多粥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伙儿的吃饭问题。
为现实所迫，他便想：条子可以分，难道地就不可以分吗？怎么不可以？只要想到，他立即就做出了决定。实事求是地说，他当时确不懂政策，对大伙儿有利，他就做了，就这么简单。要是拿到后期，即使要了他的命，他也不一定敢做。效果当然同样出奇地好，村里的大部分人当年就吃上了纯粮食。
兴奋之余肯定没能意识到危险的到来，老支书只去了一趟公社就给他带来了麻烦：他不仅被免了职，而且是被用手铐铐到公社去的。当时，手铐的威慑力是巨大的，村里人一时间噤若寒蝉，老支书自是轻易地又抢回了印把子。
重掌了印把子的老支书一整天都沉浸在兴奋中，都说这世事难料，其实还得靠策略。自打从公社回来，他就有一种预感：凭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就不能再干个十年八年？在公布任命的会上，副书记还当真这么要求他，殷切地希望他能够干到他八十岁。
还乡团？他却莫名其妙地记起了这个当时经常听到的词，或许这是个不吉利的兆头？但他感觉自己就是个还乡团长，而且自己就要做还乡团长，不惜一切地去完成副书记交给他的拨乱反正的重任。
对，确实应该叫做拨乱反正，这种各打各的单干，原本就是他最为痛恨的，尽管他家的粮食同样也多了起来。他最见不得小子们发狂，哼，他感觉自己醉了酒似地轻飘飘的象要飞起来……哼着连自己都叫不出名的小调回到家里，他亲昵地喊着婆娘去温酒，自己则早早地坐到小饭桌前去等待着开饭。
晚上，将是他重掌帅印的第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也是他落实拨乱反正任务的第一步，他无疑每一根儿神经都在高度地兴奋着。按照过去的惯例，他们常常不待他吃完饭就匆匆地赶来了，讨他一碗酒喝，同时也私下里商量一些事情，吃完了饭会也开完了。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没有办法，谁说了算就得依着谁的习惯，他也没少参加过这样的会议。这种感觉才刚刚失去了两年，他却已感觉太久了，他要好好地再享受一下这感觉。
他当然又准备了酒，但到了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开会的人还是一个没到。他正烦躁着，巧嘴王婆来了。她已经好久不上门了，必是见转了风向才来讨一杯羹的，便懒得理她。眼瞅着这骚东西也不如前些年那么温顺了，她居然未经招呼就大咧咧地一屁股坐到了他的对面，挑逗地看着他。有心叫她站起来，咳，毕竟不是前些年了。在前些年，这绝对是他所不能容忍的，现在虽已不同于前些年了，但还是让他感到了不快。一有不快就甩脸子，当官的都这熊样。
有什么事吗？他故意拉长了腔调，不友好地连问了三遍，见她故作迟疑地不肯说，立时就恼了，充什么正经？有屁快放，没屁就滚，我还等着开会呢。
开个屁会！她居然敢嘴里不屑地顶撞着他，忽地站起来，要挟道，现有一要事儿，要是不愿听，我立马就走。说走，她果真就走。
他忙喊住了她，但仍没好气地问，什么事儿？
答，他们正在大队长家商量营救老蔫儿的事儿呢，说是要去公社把人给抢回来。
怨不得都不来开会呢，真******反了，他火了，自重又夺回帅印便经常火，不是他愿火，而是确有太多让他发火的事儿。火也白火，到头来还是没人来开会，更没人来汇报，而且是连续的一直都如此。他站起来又坐下，去公社告发的念头一瞬间就变了：他才不怕他们闹哩，都闹进去才好呢。心里有了底，态度便柔和起来，便招呼婆娘给王婆倒茶。
王婆一脸的受宠若惊，连说自己来，就主动自己倒了茶喝着。
他灵机一动便说，好，有觉悟，有觉悟的人之间要互通有无。
王婆自是个见了梯子就要上的人，尽力巴结着他，虽有些结结巴巴但还是准确无误地表明了自己想当村妇女主任的意思。
他没做犹豫就应了，他一贯坚持在自己下属面前必须要保持必要的风度，他显已把她当成了村里的妇女主任。
正说着，自己刚换好的窗户玻璃又被石块砸碎了，紧接着又有石块冒进来，不偏不倚正落在饭桌中央的汤碗里，碎了碗，菜汁溅了旁边的人一身。
类似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先是门上被贴了烧纸，后又墙上被糊满了黄腻腻脏兮兮令人作呕的屎，再后来便是这种无休止的袭击。
孰可忍孰不可忍，他找来了公安助理员，助理员背着大匣子炮在村里转了几十圈终也没能查出捣鬼者，反害得他好酒好肉赔了好几桌。吃了人家的，总要对人有所交待，助理员便无可奈何地说，捣鬼者还是您自己找吧，只要找到了，一定严惩不怠。
扯你妈的鸟蛋，我要能自己找，找你来干什么？心里骂归骂，脸上可还得笑，嘴里也连连道着“麻烦”，捣鬼者******当然也得自己找。
他便成宿地不睡觉准备抓人，可人总有犯困的时候，刚一迷糊，袭击又来了。忙不迭地抡上铁锨就赶了出去，人早已没了影儿。实在找不出捣鬼者，又无处发作，便只有疯骂。
到后来，他在副书记的帮助下搬到了公社去开饭店，提起当时的情景心里仍止不住打怵。当然，他去开饭店并非为此，而是因为他实在干不了庄稼活儿，这种情况也早在老蔫儿的严令下消失了。
闲话少说，但说以后接连的几天，他仍没能开成会，当然也没能象自己期望的那样闹出事儿来。他便亲自上门逐个去找那些曾经对自己俯首贴耳的下属，却根本见不着人影，甚至连自己想探听一点儿消息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王婆要官儿的事儿倒是提醒了他，离了胡屠夫还能吃不上猪肉？他决定换干部，因为凭自己多年的经验，他认为问题肯定出在这些人身上。
人又不是没有，村里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人还不有的是？他愤愤地想着，当然也极容易地得到了副书记的批准。但转眼就过了半月的时间，不要说副书记交代的任务，连干部也没能换成，便传言老蔫儿就要被放回来了。
传言不假，原因是去省城开会的党委书记回来了，他传达了上级的会议精神，并决定撤销副书记代表公社党委所做出的错误决定，老蔫儿理所当然地又成了我们村的支书。据说，党委书记动了情，他当着那么多领导的面给老蔫儿连鞠了三躬，说了许多道歉的话。
这是多大的面子啊，老蔫儿显是被搞懵了，他还没有完全从戴上手铐的阴影里解脱出来，便也跟着连连鞠躬，嘴里则含混不清地连说“政府宽大”。
我真混啊，后来提及那天的情景，老蔫儿就懊悔不已，连连这样骂自己，但他又辩解道，我再也不想坐牢了。
英雄再也不会了。党委书记笑吟吟地安慰着，竟用了“英雄”这个词儿，那不大的声音却多少年都铿锵有力地回荡在老蔫儿的耳边。
老蔫儿回村的那天可风光了，敲着锣打着鼓，几乎是被村里人抬回来的。这说明大队长他们这些天去省城的告状没白费，倒不如说是赶上了好机会，正碰上中央有了关于承包的意见。
之后，老蔫儿被派出去四处作报告。他突然变得结巴起来，结结巴巴地念着讲话稿。讲话稿虽不是自己写的，但要把自己念成英雄，还是让人难堪。最后，他脱了稿，脱了稿便不再结巴，他说，我远没有稿子里写的那么好，我做那些事儿的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听了我娘的话，要多为大伙着想，就那么做了。老蔫儿赢得了掌声，脸红得象上了色。
在这段四处念稿子的日子里，老蔫儿的理论水平当真提高得很快，他觉得党讲的才真正那么有根有据让人信服，便因为自己时常涌起的自鸣得意而惭愧。老蔫儿便决定，一定要为大伙多想事多做事。
因此，老蔫儿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年年都被评为公社、乡、镇、县的优秀**员，在村里的威望也渐渐达到了顶峰：只要老蔫儿说过的话，村里的大人孩子都要一体地去遵守执行；逢有老蔫儿感冒了咳嗽一声，便会有人误以为自己犯了错赶紧上门去赔礼道歉；有的独门小户甚至给老蔫儿塑了像跟毛主席他老人家并排放到了一起，老蔫儿便发了火，咒我早死啊，即使我死了，也是不敢跟老人家并列的。老蔫儿对老人家最有感情，就象村里人对老蔫儿一样，这时的老蔫儿已完全变成了一个标准，因为他代表着大伙儿。
人在平凡的时候，或许还觉不出他的与众不同，而一旦成了英雄，只要关于他的即使最普通的事儿，也会变得那么与众不同，因为他时时处处都备受关注。譬如刘老蔫儿从不接受村里人吃请这事儿，在他没有成为英雄之前，就象一阵风吹过，没人会在意，至多偶尔地会想到“这人是有点儿怪”，但待他成为英雄之后便成了村里人的头等大事。因为我们村里有这样一个习俗：无论哪家有了丧亡喜事，除了近亲之外，必得遍邀乡邻好友。
我曾暗自揣摸过，目的大致有两个：一是显示主人的脸面，谁邀的客人最多谁就最有脸面，若是被邀的人当中能多有几位风光场面的人物，便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了；一是若一起聚过了，便有了渊源，日后自应相互照应。
而对于被邀的人来说，虽然要去随份子，也就是人后来常说的那种罚款单，但还是要感到荣幸，至少体现了自己与主人的与众不同，而且农村的随份子与罚款单还有不同：只要你随了份子，人家就会牢牢记住，待你有事的时候，人家必定会去的，而且份子绝不会小于你当初的，否则便欠了人情，人情在农村最压人。
当然也有例外，便是村官，村官多不需随份子，只要肯到场便足以让主人脸面大增——人家是不白吃的，不要怕吃，吃了就会嘴短，谁还能永远不用着谁？对于老蔫儿来说，更是例外中的例外了，更多的则包含了敬重的意思。
老蔫儿却偏与那些热情备至的其他村官不同，偏不喜欢那种见了谁都要笑的人声鼎沸的喝多了便东倒西歪左碰右溅的热闹。但他照样随份子，而且从不图人回报，他说，咱还是不去的好，咱去了，人家该凑合的就不好凑合了。
无论如何，主人心里必都是不乐意的，但因为他对谁都一样，村里人慢慢地就理解了他，逢有这种情况反而会主动地替他圆场，说他这人就这样，其中包含了多少的理解和信任。
但是，人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而且这种变化不是那种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泾渭分明的变化，而是一个逐步的累积的渐进过程。
关于英雄老蔫儿的变化，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最终的结局，但绝不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好”与“坏”来评价，应该从他的经历中去细细地咂摸：虽然他力主分光了集体的财产，但辛辛苦苦地积攒了这么多年就这么一下子分光了，他一时间还真的不适应，尤其是，看着“小瘪三”们兴高采烈地忙着往各自的家里搬东西，他感觉心里在隐隐地做疼，他怕自己立时就要后悔，便跑回家里用被子蒙住了头企图睡觉。
所谓的“小瘪三”是他从电影里学来的新名词，突然间就蹦出来用到了村里人身上，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们。他也是村民，但他是管村民的村民，与他们毕竟不同。别提了，一提到他们，他就心烦，心烦意乱又怎么能够睡得下？
或许这就是现实，更严峻的现实还在后头。——人明显变得难管起来，或许人的欲望就是一个怪物：饿肚皮的时候，只想着吃饱就好了；吃饱了肚子，又想着赚钱、赚更多的钱；赚了钱，就不再服管教，只要与利益无关就没人愿沾边，甚至连他召集的干部会也少有人齐的时候，更不用说象过去那样经常有人请示汇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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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他想到了被自己长期忽视了的宣传教育，便别出心裁地把村里的大喇叭挪到了自己家里：早晨五点准时念昨日报纸上的重要新闻，中午十二点重点讲村里的好人好事，晚上则先是放音乐后来便临场发挥讲一些在他看来极为重要或许并没有多少人去关注的明日工作安排。
对于老蔫儿的做法，村里人先是感到新鲜，渐渐地便因为他经常扰了自己的清梦而要命地烦。且不多说村里人的“烦”，单说问题正出在了这广播上，某一天，老蔫儿忘了关机，就传出了老蔫儿和婆娘斗嘴的声音，之后便是他死皮赖脸地要跟婆娘干好事而婆娘以来了客人为由死活不同意最终被老蔫儿霸王硬上弓的时长时短的吆喝声。
原来英雄也象凡人一样！只一个愣怔，人们仿佛明白了什么，虽然嘴上不说，但都开始避讳。不要说村里人，因为这事儿，连婆娘都在跟他闹别扭，睡觉总给他一个冷脊梁。老蔫儿的那种被冷落了的感觉无疑再次突兀出来，为此，广播破例停办了好长一段时间，让人觉得怪怪的少了什么似地不习惯。
但丝毫用不着去怀疑老蔫儿的耐性，因为广播总还有开播的那一天，而且重又开播后，不仅更固执，持续了足足有十几年，内容也更加花样翻新，连老蔫儿醉酒骂人死命劝酒甚至跟婆娘大打出手有时也能传出。这当然都是后话，我们现在只说老蔫儿决不会任其发展，他决定深入到群众中去。
深入群众也必须有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的选择应该就是老蔫儿全面变化的开始，因为他选择的切入点便是他最不善的喝酒。所以，他破了已坚持多年的不接受吃请的规矩，逢请必到，绝不放过任何一次吃酒的机会。
问题是现如今的吃请明显少了，不过，别担心，他有办法：请的好说，不请？找上门去。象他这种身份的人找上门来，自不能撵，而且还必须客套。只要有客套就好说，哪管真的还是虚情假意，坐下便象到了自己家里。他酒量不大，逢喝必醉，醉了就骂人。
刚开始，村里人还能接受，认为这便是实在——人谁没有缺点？缺点在人能够接受的程度内，便算不得缺点。一个人若是没有缺点还算得上人吗？不过，短时间如此还行，时间长了，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
在这里，我们且不管这些，只说或许由于切入点选择的准确，老蔫儿显然很容易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缺钱！他领导的村集体不能没有钱，只要有了钱，不怕“小瘪三”们发狂。
再说了，别看他们发狂，离了他所领导的村集体还真不行，远的先不说，只说推广化肥那事儿，任你喊破了嗓子，就是没人肯用，还说什么就这么些白不拉几的东西怎么能抵得上用了几千年的人粪尿呢？老蔫儿也不信，但他不象他们那么短见，尝试着用一下又怎样？肯定死不了人。所以，只有他一人用了，其他人则全部扔到了水道上。结果，来年只有他的和水道边上的粮食喜获丰收，村里人才认识到这白不拉几的东西还当真管用。
这是老蔫儿最有说服力的一条经验，经验有了，当然还得有机会，机会说来就来了：先是天大旱，后又地大涝，巨大的损失让发狂的“小瘪三”不得不重又想到了老蔫儿和他所领导的村集体。
带领大伙解决了旱涝问题之后，“小瘪三”们便又开始围拢到他刘老蔫儿的身边，尽管他破例每人加了一百元的提留。农民是狭隘的，正是因为缺少了组织，而要有效地组织他们，村集体就必须有钱。这是他在加收一百元提留款的过程中从有的农户几乎割肉的疼里得出的结论。
集体就不能有钱吗？为什么非要跟他们去要？掌握了政策难道便不是掌握了财富吗？他的认识无疑还在提高：单干让农民吃饱了肚子，但农民吃饱了肚子就容易满足，满足了就不能接受新思想，不能接受新思想就会止步不前，止步不前就是倒退，倒退必落后。总算想通了，老蔫儿便决定办企业。
由于缺少经验，所以只能从最简单自己最熟悉的做起——办编织厂，于是必须收回野棉槐条子的承包经营权。——编制这门曾经让村里人首先解决了零花钱的手艺，已渐渐地被更多的人放弃了，靠向少数脑瓜灵活技艺精巧者出卖条子来赚取少量的金钱，而后者则利用自己的优势大量地赚取利润。如此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差距，有了差距就会产生嫉妒，嫉妒是最大的不和谐，或者说是产生不和谐的根源。
老蔫儿的决定一作出，立即有多数人支持，少数人反对，完全不是前些年的那种众口一词地支持和反对了。只要有多数人的支持，少数人的反对再激烈，也抗不过集体，不需去强迫，没有了条子，不怕你不乖乖地放弃。
办了厂就有了钱，但老蔫儿在钱上不贪，他从编织厂当年就有的十五万利润中拿出五万给村里人分了，多数人一合计，都感多于卖条子，更加扯起了拥护老蔫儿的大旗。
还有，有了钱，老蔫儿就不用再担心邻村支书之间的相互请吃，于是应酬便多，渐渐地就又不再参加村里人的闲吃闲喝。
在更有档次的应酬中，老蔫儿的眼界大开，他已不再满足于编织厂的少得可怜的利润，先后又上马了珍珠岩厂、蓝矾厂、铸造厂。其实，办厂子不独是他老蔫儿要出风头，他从报纸上得知，其他的地方早就开始了，那可是发了大财的。
乡里的书记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可以说他依然是乡里的一面旗帜，他始终是乡里的一面旗帜，因为他有远见能够总走在前列。
倒是村里人对他这面旗帜越来越不理解，他认为，这不奇怪，都是长期不注重学习不读书看报的结果。因此，在别的村支书总吵吵着报刊征订任务过重时，他反而加了倍，自又要受到乡里书记的赞赏，不过，这次他倒不单纯为了乡里书记对他本来就极赞赏的赞赏，他想办一个报刊阅览室。但资金有困难，他决定待发了财再说，无论如何都该办，他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计划。
在他看来，所有的计划都能够实现，不要说阅览室这么一个小事儿了，虽然或许会有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因为他认定，办厂子肯定是要发财的，所以他憧憬着。
发财的愿望和憧憬人人都是而且都该有的，应该肯定，老蔫儿为他的厂子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怪则只能怪天不遂人愿：这些厂子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村里的债务骤升，渐渐地，连编制厂也难维持了。他曾力图东山再起，却又实在无力回天。
为了解决村里的债务，他别无选择地只能在乡提留的基础上层层加码。这样，就更不敢公开村里的账务，连支持他的多数人也开始怀疑他。
怀疑是发现问题的先兆，有了怀疑，人们就能够放开了限制大胆了去想，好的想不到，往往想到的尽是关于他的“恶行”，从这个角度讲，怀疑又能限制人的思维。不过，他肯定还有许多“恶行”，只能留待以后再说，只说村里人有了怀疑，便开始了他们最初的对抗：拖交、欠交甚至不交提留，从一个人到几个人到面上快速蔓延着。
他的对策是：一边想办法四处借款，一边鼓动司法部门帮他收款。见他请来了司法人员，村里人便躲着，找不到人看你咋办？司法人员自然干瞪眼，村里人却从此恨上了他，旧仇加新恨一齐涌上，便有人开始反他。
几十年的经营，岂是说反就反得了的？“小瘪三”们蹦跶不了几天就又安稳了，当然还是不肯向集体交钱。
老蔫儿便又故伎重演，尝试着继续办广播，广播办就办吧，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也管不了，反正没人听，没人听他也办。
刚才曾提过，不再细说，单说试图再去参加村里的闲吃闲喝，已是不可能了，因为村里人都在戒备着他，远远地见他过来，就忙关上门，任你喊破了嗓子只装作听不见，待你离开，就会翘着脚千刀万刀地骂，声音虽不大，却绝对让你能够听得到，白白惹一肚子气。
秽气！老蔫儿恨恨地想着，便要窝一肚子火，窝一肚子火就看什么都不顺眼，只想找人打架，可打架连人都找不到，找不着人只好拿自己的婆娘怄气。
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大概从他决定办厂的那会儿就开始了——她居然跟村里那些反对他的人一样反对他，而且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儿子送给了折腾不过自己只好到乡里开饭店的老支书。
其时，老支书已卧病在床，用人之时要回了自己的亲孙子，自是大喜过望，病竟神奇地好了，自是感激万分，过去的恩怨便要一笔勾销。
而老蔫儿却气炸了肺，从此便懒得打理婆娘，厂子办砸了自然要把秽气全部归罪于臭婆娘，连跟她干那好事儿也变得味同嚼蜡。
女人也有女人的怪，长期不理她便容易起疑而醋意大发。在这个方面，老蔫儿自信是过得硬的，唯一的能算得上犯规的一次，恐怕就是邻村的支书老张请他做过的那次按摩：
做按摩的那小姐，哎吆，真是羞死人了，穿的倒是省，差点儿没全漏了。那天，自是喝了一点儿酒，要不然自己绝不会去的。也怪小姐的****贼大，惹得他不停地跟自己的婆娘比，与小姐相比，婆娘的****实在太小了，免不了要想“大的摸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呢？”。他实在受不了了，那对大****直在他眼前晃，忍不住要去摸一把，但他没敢，只在小姐不经意间用手浅尝辄止地触了一下小姐的手，嫩嫩的滑滑的柔柔的，绝非婆娘所能比。
但老蔫儿有老蔫儿的自制力，天地良心，绝没有出轨，没有出轨便心底坦诚，为了平息女人的醋劲，他没有听老张的劝告，把这一次也告诉了女人，当然缺了那些自己在迷糊时的感觉和对比。
你说坦诚就坦诚了，女人偏不这样想，她在想：原来还当真有事儿，瞒得我好苦啊。
他只好把老张找来作证。女人却在想，都是属狗的，岂不是在帮他撒谎？这样想着，嘴里就说了出来，弄得老张尴尬而去。
到这时，女人最相信的恐怕只有自己的直觉，她在通过没次数地干那好事儿来检验他，他相信无人能经得起这样的检验，因为越折腾，尽管他常空自憋了一身汗，那玩艺却越坚挺不起来。婆娘便只能信谣传了，先是不停地闹，总有闹够了的那一天，便终日里郁郁寡欢，慢慢地就染了病；而他则以为自己果真不行了，尽管有时候也不信。
没人会愿意相信自己不行，尤其象老蔫儿这样要强的更不会。为了检验自己是否真的不中用了，他便“红杏出墙”了一次：一进入那个似明非明似暗非暗的小房间，他便感觉自己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似乎随时都有跳出来的可能，两手则汗津津的象出了水。我当真就这样堕落了吗？他反复地问自己，嗓子干得只想咳。
小床上铺着电热毯，热乎乎的。小姐麻利地脱光了自己，白光一闪便钻进了被窝，探着头不停地催他快点儿。
他慌乱起来，手抖得不行。我可能已经不中用了。心里想着就随口说了出来。
小姐边歪着头好奇地端量着他，边麻利地把他脱光了，嘴当然也没闲着，问，不行了？怎么会？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晕乎乎地连小姐啥模样都没有看清，憨乎乎地自语着，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答，傻样儿，专门研究“老二”的呗。说着便咯咯地笑个不停，顺手把呆立着的他拉进了被窝。
小妮子确有些道行，一会儿就让他重振雄风。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疯了一样便欲离开。
小姐不肯，结账！
不就是钱吗？他不在乎，但因为激动哆哆嗦嗦地把兜里的钱全掏了出来，顾不得去数就全扔给了她，他急于告诉婆娘自己还中用，临到家门口才意识到，这事儿原是绝对不能说的。
怎样才能既不说又让婆娘知道呢？这成了他当务之急最需解决的问题，因为过度的兴奋让他的大脑已变得明显迟钝。及至进了屋，才缓过劲来，便急着要与婆娘干好事儿。
病恹恹的婆娘甚为好奇，半推半就答应了，这毕竟是他近一年多来的首次主动要求。上了床，眼前尽是婆娘那干瘪的模样，那玩艺儿又不争气了，婆娘便说，不想就别勉强了。正欲泄气，突然记起了那热乎乎暖洋洋的被窝和里面肥嘟嘟油腻腻的身子，又来了兴致，边做着边尽力地去回忆刚才的感觉和按摩女的两只大****和自己曾产生过非分之想的所有女人，只认定婆娘就是她们，果然见效：婆娘满足了，而自己则又找回了当年的感觉。
兴奋未来得及褪尽，一个不好的消息便传来了：自己曾去过的那个地方被公安连窝端了，据说咬出了不少的人，有村里的，有乡里的，还有县里的。
他害怕起来：要是自己也被咬出来，一世的英明岂不就此断送了？越想越怕越后悔，自己可真浑呢，怎么就经不住小妮子的盘问？为什么非要连名带姓带职务带住址一股脑地都告诉她呢？
事情过去了许久，担心的事儿总算没发生，但他仍惴惴不安，只要一听到警笛响，便会心惊肉跳地认为必是警察找上门来了，严重的时候，他甚至已看到了那明晃晃的铐子。——尽管他自信与公安这帮人还算有些交情，有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翻脸不认人呢，毕竟名声重要哪，最好连他们也不知道，这帮人哪，他知道，没一个能保得了密。
如此折腾了好一阵子，他决定找公安派出所的所长试探一下，小妮子居然没咬他？！于是他又记起了那胸，那草草的却是噬骨销魂的一次，忍不住就要掏钱把她的罚款交了，托人求情免除她的处罚，但虑及名声只能作罢，实是心有不甘，便以她做这等下贱事儿为由企图说服自己，醋意却又上来了，心里便暗暗地咒着。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段经历，婆娘去世后，虽曾有不少人劝他续弦，但都被他坚决拒绝了。村里人便说，老蔫儿只有一般好处，对婆娘忠诚。
之后，老蔫儿又过了不平凡的两年。两年的时间，对一个人来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算短。两年中，老蔫儿的工厂不仅没能如期望的那样起死回生，反而越来越运转不灵了。
与此同时，“小瘪三”们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们不再把目光只死死地盯在地上，有的倒腾起了小买卖，有的开起了磨坊，有的干上了油料加工……村里似乎一下子冒出了许多能人，这是老蔫儿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没想到的还有，他们竟愈发各顾各的自私了，没有了一点儿集体观念。但他们毕竟也办起了工厂，虽然小，而且干干停停，亏了也无怨无悔，照样有滋有味地过着生活。
这说明老蔫儿当初的决定没错，他的思想至少比他们先进了五年。如此想着，老蔫儿便又有了自信。有了自信也没用，因为“小瘪三”们已不再关注他，似乎他与他们已毫无关联，偶尔提及时，常一脸的不屑。这不能不说是老蔫儿的悲哀。
老蔫儿却似乎并没有感到悲哀，因为就在这个当口儿，老蔫儿又做了一件绝对令村里人刮目相看的事儿：他娶了曾被公安抓过的那个小姐，而且婚礼办得丝毫不亚于村里任何一个年轻人，仅客人就请了上百桌，热热闹闹过了三天。
她小他三十岁，褪去了厚厚的脂粉换上薄如蝉翼的婚纱越发艳丽不可方物。只是两个人的差距实在太大了，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女儿的竭力反对。
“小瘪三”们自然都坚定地站到了夏雨一边，纷纷谴责他，除了谴责，男人们的心里自然还更多了一层淡淡的让人实在无法说清的醋意，恐怕这也是他们的谴责总不如女人那样激烈的原因之一，但绝对不敢表现出来，哪怕是谴责的不够彻底，必也会受到自己女人无与伦比的讥笑与不依不饶的闹腾。
这便是老蔫儿的行为带给村里人最直接的影响，我们所要关注的自然不单是这些影响，更重要的还是老蔫儿本人：无论别人如何反对，老蔫儿还是再婚了。
再婚那天，老蔫儿象城里的年轻人一样，轻挽着身披婚纱的新娘绕村庄转了三圈，算是对村里众口一词的反对的回应。悄悄地斜瞄一眼那些含意丰富的眼神，便暗暗得意，他老蔫儿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老蔫儿永远都是村里最敢说敢做的人。
自己乐意，谁还管得了？一时间，老蔫儿的联想空前地活跃，何以非绕村三圈而不是五圈六圈呢？管得着吗？咱乐意。他知道，即使再绕十圈，饶有兴致的围观人群也绝不会就此散去，但他偏不绕，什么也不为，就是要与众不同。
想着，他暗暗得意，得意中却莫名其妙地想到了******败退大陆前飞机绕空飞行三圈的故事，这不吉利，自己毕竟不同于他，自己还没有失败，怎么会突然记起于己毫不相关的他呢？难道冥冥之中竟会暗合了老蒋当年的心情？他强迫自己坚决不再去想，心底却还是浮上了一股淡淡的英雄迟暮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