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丛生的朋党之争(下)

何仁勇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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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宋哲宗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宋哲宗年幼,因此什么事情都请示高太后。朝廷开会的时候,宋哲宗的龙椅与高太后的座位相对,大臣们向高太后请示,就不免把屁股朝着宋哲宗。宋哲宗亲政后谈及这些事情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屁股……

    随着宋哲宗一天一天长大,他也越来越不习惯坐在龙椅上做一个傻乎乎的傀儡。在高太后高大的阴影下,他心中慢慢凝聚着对高太后和元祐党人的怨恨。少年宋哲宗没有更多抗争方式,只能使用沉默权——在议论朝政时一声不吭,俨如哑巴。一次高太后问他:“你怎么不说话呢?他们讨论朝政时你心里都想些什么呢?

    宋哲宗冷冷说:“您已经处分好了,我还说什么呢?”

    高太后是个聪明人。她敏锐的注意到少年皇帝的逆反心态,因此,1093年秋天,高太后病重,召集吕防、范纯仁等人说:“我死以后,皇帝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你们应该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下,腾出位置让皇帝选用他人,免得遭受横祸。”

    果然,宋哲宗一掌握大权,就开始继承父业。当时有一句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绍述”,原意是继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针办;而对宋哲宗而言,就是继承宋神宗的意志与事业。

    曾经被高太后和元祐党人排挤出朝廷的变法派又先后回来了。第一个回到中央的是章惇,他被任命为宰相。

    章惇拜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党同伐异,秋后算账——当然,是算元祐党人的帐。

    他的做法也简单:把高太后等人废除的新法逐一恢复,把高太后提拔的元祐党人尽数驱赶,把高太后赶走的新党全部请回来——假如他们还有幸存世的话。

    账本一本一本摊开。旧事一件一件重提。

    元祐年间,在司马光等大臣的主导下,宋朝将西北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当年元祐党人处理这件事情,确实过分怯懦。以当时的实力而言,宋朝完全不必以弃地为条件来换取和平。章惇把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等十一位大臣,全部安上“挟奸妄上”等罪名。

    司马光已经死了,怎么办?

    司马光和吕公著不仅追夺赠官和谥号,连宋哲宗当年亲笔为他们题写的碑额也被毁掉,他们的后代也遭到贬黜。章惇还欲“掘墓劈棺”,宋哲宗认为对国家没有什么益处,这才罢手。

    范纯仁一语成谶,在世的元祐大臣几乎都被跨省——远贬岭南。

    历史似乎惊人的相似。1100年,宋哲宗病逝。这个只活了24年的年轻皇帝没有儿子,这样,只能从他的兄弟里选一个接班人。宋哲宗有5 个兄弟在世,端王赵佶不是宋神宗亲生儿子,照说没有候选资格,不过在向太后和章惇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赵佶坐上了宋朝最高的椅子,是为宋徽宗。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向太后也过了一把垂帘听政的瘾。

    向太后也是一位保守派,她极其讨厌王安石和他们的新党,因此,在她垂帘听政的短短9个月,宋朝的政治局势又折腾了一次: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

    宋徽宗,大家都知道,是宋朝历史上一位为数不多的几个花花公子之一。宋太祖的胸怀大志,宋太宗的勇猛精进,宋仁宗的宽厚仁慈,宋神宗的励精图治,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影子。关于他的事迹,我们在后面会详细叙述,此处不表。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宋徽宗这样的浪荡皇帝,朝政就难免陷入一片混乱。以蔡京为首的变法派趁机主持了朝政。

    蔡京做了宰相后,打起变法的旗帜,把一些正直的官员,不论是保守的或是赞成变法的,一律称作奸党。他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一百二十人的名字刻在上面。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已经死了的削去官衔。这样一来,一些正直的官员就全部被排挤出朝,而蔡京的同伙却趁机填补了空白。

    王安石制定的新法,到蔡京手里就完全变了样。像免役法本来可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蔡京一伙却不断增加雇役的税收,变成敲诈人民的手段。王安石地下有灵,恐怕也得顿足长叹吧?

    随着苏轼、范纯仁等名臣的先后辞世,这个时候的宋王朝朝廷已经完全沦为尔虞我诈的肮脏之地。君子远离,小人云集。他们没有是非之分,只有党派利益。他们没有羞耻之心,只有贪欲之念。他们不思进取,眼中只有贪婪二字。这如何不让人怀念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和而不同”、坐而论道的君子之风。惜乎,俱往矣,还看今朝——这个乱哄哄的大酱缸里正孵育着一只又一只肥硕的蛆虫。

    宋王朝就这样慢慢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