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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9日，北京政府对德国的潜艇政策提出抗议。当天，伍廷芳以外交部名义答复美国公使，声明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并拟采取下一步行动。与此同时，段祺瑞派汪大夔到日本使馆，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到日本政府，派陆征祥到英、俄等使馆作外交说明：中国政府按协约国要求，尽快做好绝德、参战准备。段祺瑞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乐观、自信和合作态度。他积极召开国务会议。终于说明惯于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国会，通过绝德方案……这期间，黎、段的步调出奇的一致，沿着同一路线走下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该出现麻烦。不知是出于本能的报复，还是浅薄的怄气，不仅改变了外交走向，而且改变了中国历史……就在绝德方案即将付诸实施时，“公府五凶”插了一杠子。原来，公府有“四凶”，他们是金永炎、哈汉章、蒋作宾、黎澍，现在，又添了个“搅屎棍子”夏寿田。他们对段祺瑞恨之入骨，必欲倒段而后快，至于出现什么后果，产生什么影响，他们就在所不计了。自从对德关系提上日程后，他们一直在刺探、搜集有关段与日本人勾结的情报。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拿到足以让黎元洪改变策略的证据。
这天晚上，他们一起来到黎公馆，一落座，夏寿田就把一份文件放在黎面前：“大总统，请看这个……”这是一份一月前，交通银行总裁曹汝霖，协理任凤苞和日本三银行签订的借款500万元的条约抄件，年期限，实足交款年息7。5厘，以陇海铁路债券，中国政府国库券及中国政府交通债权证书作担保……黎元洪惊讶至极，这么大事他对此竟一无所知！他满腹狐疑地问：“他借这么多款干什么？”夏寿田为他的“杰作”而高兴，振振有词地说：“具体情况不详，不过据我所知，日本特使西原三次来中国，跟汪大燮、曹汝霖、梁启超、章宗祥频繁接触，段祺瑞两次接见。据说，这笔款是日本帮老段打内战的，年内还有一二笔更大借款到帐。”
黎元洪怒不可遏，“啪”地一拍茶几说：“岂有此理！我说他对绝德参战这么起劲儿呢，原来另有它图！”金永炎甩出一个“包袱”：“恐怕这还不是主要的……”黎十分敏感地问：“什么意思？”
金永炎摇唇鼓舌地说：“据我了解，日本政府与英、法、德、意等国做幕后交易，以中国参战为交换条件，出卖中国利益，换取个人好处；而西方国家则出卖中国利益换取日本好感。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占了上风，美国受到孤立。这样一来绝德、参战都是在自己脖子上套绞索！”
黎元洪是没有主见，没有胆魄的柔暗总统，经他们一说，不知所从，身心俱疲地问：“有什么补救办法吗？”蒋作宾说：“不给他盖印！”哈汉章说：“对，拖着他！”……久未置词的黎澍说：“依我看把冯国璋召来，与徐世昌、王士珍共商国事。他们都是反对参战的。”这个说对，那个说好。这是个办法，黎元洪怏怏地说：“你们退下，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次日，黎元洪刚刚坐下办公，伍廷芳步履蹒跚地走进来。不顾礼仪一屁股在黎对面，老泪纵横地说：“总统啊，我辜负了您的期望，这总长我不干了！这是我的辞呈。”说着把一份辞呈放在桌上。
黎元洪吓了一跳，说：“伍秩老，别急，有话慢慢讲。”伍廷芳叹道：“唉，有啥好讲的。段合肥看不上我，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总给我出难题，巴不得我下去，换上他的人。他又鼓动张勋，倪嗣冲等军阀弹劾我。我老了，心力交瘁，难以支撑，还是让我走吧。”
黎元洪转到伍廷芳一侧，按着他的肩亲切地说：“伍秩老，休息几天可以，你辞职岂不正中人家下怀？还有，我一向倚重于你，你走了我依靠谁？老朋友，勉为其难吧。”
伍廷芳顿足道：“唉，总统啊，还有一件糟心事：美国鬼子把咱出卖了！”
黎比听到辞职更震惊，问：“怎么回事？”
伍廷芳说：“日本人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跟英、法、意、俄等六国签订秘密协议，使美国陷于孤立。美国为保持在华利益，不愿激怒日本，只好放弃对中国的争夺，它们已正式声明，中国已没有必要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今后有事可直接与协约国协商解决。这真是弱国无外交啊！”
黎元洪似霜打茄子全蔫了，扬着头，佝偻着身子愣愣地站在那里，半天不说话。许久，才恶狠狠地说：“段祺瑞，我不会让你得逞！”
月日晚，冯国璋的专列到京。由于他首次以副总统身分来京，黎元洪给以盛大欢迎。
冯的到来，黎、段都抱有幻想，助自己一臂之力。因为，冯国璋在南京时，对黎的特使夏寿田明确表示：反对中国绝德参战。在他来京路上，分别会见张勋、倪嗣冲、张怀芝、朱家宝，都表示中国应严守中立。这一切仿佛给黎注入兴奋剂。段祺瑞则认为，他毕竟是北洋袍泽，又是结义兄弟，胳膊肘不会往外扭。
但是，冯国璋毕竟太“鬼”。他怕引起黎、段误解，当黎元洪要他下榻公府，段祺瑞要他下榻国务院时，他都婉言谢绝，执意住进禁卫军司令部。
冯国璋与总统，总理会见之前，先与徐世昌、王士珍举行了密谈。当他们表示府院矛盾难以调和时，冯国璋越发世故了。从此，他不再表示主观意见。黎、段对他大失所望，对他的态度冷淡下来。
为给黎元洪施压，这天，段祺瑞率全体阁员入府，请黎在绝德文书上盖印。由于国民党内部纷争，形不成一致的反对势力；研究系领袖梁启超已卖身投靠段祺瑞，所以，段祺瑞说服了参、众两院，通过了对德绝交方案。因此，老段比较乐观，以为总统盖印不会有麻烦。
一见黎元洪，段祺瑞两腿并拢，头一点，以外交辞令的口吻，郑重地说：“报告总统，国务院已按合法程序通过对德绝交案，参、众两院也已通过，请总统按正常手续盖印，以使尽快生效！”
稍有常识的人都可听出弦外之音。这里既有警告，又有威胁。虽然，老段做事一惯不乏自信，从理智上讲，盖印也不该成其问题。但一次次磨擦，也颇让他头痛，今天的兴师动众，也是他缺乏自信的表现。
这一瞬间，阁员们也有不同心态，有人巴不得希望快通过，有人也担心黎退让……而这时的黎元洪脑海中不断闪现“西原借款”“段日勾结”“武力统一”等可怕词句；想到段的飞扬跋扈，一意孤行；想到美国人的无理，伍廷芳的辞呈……愤懑、焦躁、厌恶……让他变得妄自尊大，失去理智，扳着脸，以前所未有的偏执说：“段祺瑞，绝交意味着参战，参战意味着伤财死人，这等军国大事岂能草率？此案尚需重议，不忙盖印！”
刹那间，在场的人——倾黎派和倾段派——无不对他强硬大感异外和震惊，都泥塑木雕般站在那里。段祺瑞有些口吃地问：“你……你不是……同意绝交吗？怎么……出尔反尔？”
黎咄咄逼人地说：“这话你该去问日本人！”段厉声问：“你……什么意思？”黎理直气壮地说：“从大战爆发以来，我们曾两次意图对德宣战，但日本人为独霸山东，两次拒绝；今天忽而胁迫中国参战，中国乃主权国家，本总统有宣战，媾和特权，不听日本摆布！”
段祺瑞哑口无言，在盛下鼻子扭歪的毛病又犯了，今天歪得更厉害，脸色惨白，口唇颤抖，样子十分可怜。范源濂看不下去，抢白道：“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在内阁，总统既不尊重国会，又不尊重内阁，这跟专制皇帝有何区别？”说到此，情不自禁地击了一下桌子。
夏寿田出来拉横车：“我请你注意对总统的态度！”
段祺瑞，一个善于用沉默表达愤怒和轻蔑的人，现在不想说也不便多说一句。他阴沉着一张狰狞恐怖的脸，注视了黎元洪片刻，然后蓦地转身颤巍巍地走了。其他阁员也匆匆离去……黎元洪对自己的鲁莽和偏激而懊悔。知道刚有起色的府院关系更恶化，也使政治形势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因为，段祺瑞不是那种唾面自干的人。
果然，他开始反击了。
当天夜里，他坐车去了天津老巢，召集一班心腹研究对策。协约国对他的出走表示“深切关注”，范源濂，许世英提出辞呈，各省军阀本来对绝德不赞成，但对段的去职却很“关注”，纷纷发电报挽留……面对“出尔反尔”，“破坏责任内阁“的责难，黎元洪胆怯了。他想找一位代段的人。结束自己抑人鼻息的局面，但想起那些如狼假虎的军阀们，还有日本人控制的协约国，足以使他的逐段计划望而却步。
次日，黎元洪约见徐世昌，冯国璋、王士珍入府讨论时局，这三个老滑头，从是非直上同情黎元洪，从个人好恶上讨厌段祺瑞，从小团体的利益上却向着老段。黎元洪请徐世昌出面组阁，徐连连摇头；请王士珍代段，他频频摆手。谁也不敢得罪老段，谁也不愿揽这烂摊子。冯国璋说：“我劝总统死了心吧，弄不好会引火烧身。据直隶省长朱家宝说，段合肥已拟就辞职通电，请各省军政官员一评是非曲直，若果如此，局面将不可收拾！”
这些话如利箭击中黎元洪要害，几天来，“五凶”为他筑起的信念之墙再次倒塌，他似泄气皮球，疲惫地说：“请诸位转圆，以后外交问题悉听芝泉主持，我不再多问。”
当晚，冯国璋亲临天津，把段祺瑞接回来。在黎、段新一轮角逐中，黎元洪再次败下阵来。
1917年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照会德国公使、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宣布收回天津，汉口德租界，解除中国境内德军武装，停付德国赔欠款。对德国侨民、商人、传教士等宽大处理……自从绝交文告发布后，社会名流，工商团体、国会议员、西南诸省，乃至张勋、王占元、倪嗣冲、初回南京的冯国璋等军阀，纷纷发表文章，谈话。通电，指责政府措置失当，反对对德宣战。懦弱的人总是摇摆不定。看了媒体的反对声，黎元洪不再对自己的退让深感懊悔，与段抗衡的勇气又膨胀起来。他邀请徐世昌、王士珍等北洋元老，梁启超、康有为等社会名流，力陈对德宣战的危害；派遣哈汉章密赴徐州、南京，派蒋作宾与张作霖密电联络，部署拥黎倒段事宜……段祺瑞从不看报，也不承认舆论，只崇尚实力和实干。在第一回合胜利后，积极迎接第二回合。他召开会议，拉拢同道，献媚日本，胁迫议员，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绝德过了之后，积极部署参战事宜。这天，他带领阁员再到公府，这次，不再恭身侍立和鞠躬致意，只是以冷峻口吻，阴沉面孔说：“总统，既已绝交，即意味着宣战，请你顾全大局，不要再节外生枝，请你盖印。”
人是有尊严的。听段的意思，府院之争是因总统不“顾全大局”，是“节外生枝”，你段祺瑞有什么了不起，我黎元洪有国会撑腰，有民众和舆论支持，我怕你？于是，他不紧不慢地说：“抗议，绝交我之所以依你，正是我‘顾全大局’，但宣战万万不可！说到‘节外生枝’那不是我，欧洲打他的仗，碍你什么事，何劳你如此热心？”
常言道：贼人心虚。这句话刺中段的痛处，血轰地涌上大脑，涨的双目灼灼，面如笆斗，晃悠悠险些昏倒，一字一顿地说：“你，什么意思？”黎不甘示弱：“你心里明白！”段说：“你存心与我为敌？”黎说：“是你与国人为敌！”
段祺瑞又端出他的法宝：盯视，返身，离去。黎元洪以为他又撂挑子，不，比这厉害得多！临走前他扔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那好，就让军人们来弄个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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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得知这一惊人消息，张国淦心急如焚。深夜一点钟，他从床上爬起来，驱车来到段公馆。他想，我即使辞官不做，也要制止他的恣意妄为！
张国淦刚坐下点燃一支烟，段祺瑞“嗒啦嗒拉”的脚步声就出现在门口，原来他压根没睡。张国淦赶忙掐灭烟、迎上去。
他的脸随着鼻子的扭歪而扭歪，面肌不安份地抽搐，一大一小的眼睛红红的，嘴巴也因肌肉张力不一而歪向一边，花白头发像一团乱草。张国淦既同情又害怕，吓的一时语无伦次起来。没等他说完一句问候话，段冷冷地，含混不清地说：“说正事！”
张国淦披肝沥胆地说：“总理，请恕我冒昧，军人干政祸之源，此风一开难以收场啊！”段生硬地问：“还有别的事吗？”张近乎哀求：“请总理三思啊！”
段祺瑞的半边脸抽搐两下，一只眼眨了两眨，说了句“回去吧”，返身离去，把张国淦留在客厅里……惯于无事生非的军阀们，巴不得有见缝生蛆的机会，所以，一收到段祺瑞“进京议事”的急电，马上杀向北京。他们是安徽省长倪嗣冲，吉督阎孟恩远，冀督曹锟，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督统蒋雁行，其它省及西南各省派来代表。阵容可谓强大。
为使大会开得有声有色，威慑力更大，他对三个大军阀冯国璋、陆荣廷，张勋一再电约，又派专人去请。但冯国璋深知北京乃是非之地，不愿涉足，先因“事”请假，再是装病不来。张勋自命清高，不愿甘居段下，拒绝北上。陆荣建来过一次，好不容易摆脱是非，当然不肯再来……从4月下旬起，这些头戴羽毛饰，身着将军服的丘八们陆续来京。一时间，前门车站热闹空前，天天吹吹打打，举行欢迎仪式。平常冷清的国务院，忽然车马喧阗，热闹非凡。段祺瑞又像去年一样，被包围在一片鼓噪之中。北京政局因他们的到来变得扑朔迷离，异常紧张。
黎元洪感到事态严重，又开始动摇，疑惑焦躁起来。他问金永炎，是不是我们逼他太甚了？金永炎说，是他逼我们。金永炎自去年被扣陆军部，并挨了几记耳光后，一直耿耿于怀。
黎茫然地问：“我们怎么办？”夏寿康说：“不理他们！我们正义在手，他们奈何不了我们。”
可是，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真理，正义又值几文钱？
傍晚，黎元洪独自在小花园里散步，花草弥漫着芬芳，树木传达着温情，在这春意盎然的傍晚，本应神情气朗，但想起政坛糟心事，无法排解心中块垒和压抑。
……年前，也是一个天清气爽的月夜，他靠着一块破船板，在海上飘流6小时；6年前，武昌起义时，他的军队作鸟兽散，他化妆成挑夫逃出兵营，藏匿黄陂一部下家中；年前，他被袁世凯囚于瀛台，危如累卵，这三次遭遇都有惊无险，遇难呈祥。这一次会出现奇迹吗？我能过难关吗？他是个相信命运的人……“报告大总统”值班秘书潘瀛打断遐想，“安徽省长倪嗣冲求见！”
他厌恶地一挥手：“不见！”倪嗣冲是个讨厌的家伙，一向以北洋派急先锋自居，翻手为云，覆手为云，既野蛮又愚蠢，他来干什么？来逼宫？刹那间，黎元洪有想戏弄这个小丑的欲望。潘瀛刚转身，他变了卦：“等等，让他进来！”
不一会儿，倪嗣冲穿一身戎装，迈着正步走过来。离二三米，一磕脚，恭恭敬敬行个军礼：“卑职倪嗣冲，给大总统请安！”
倪嗣冲从蚌埠动身时，发表“对德宣战国家必亡”的反战通电；过天津时，又公开骂主战派梁启超是“亡国文妖”。他这样做并非忧国忧民，一是受了顶头上司张勋的影响，一是想取悦总统网开一面，批准他侄子和儿子当陆军中、少将。别人一下车去拜谒段祺瑞，他却偷偷来拜谒黎元洪。他以为他这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一出现，黎元洪会受宠若惊，会满足他的要求。谁知，他的来意不为黎所知，他的“屈尊降贵”不为黎领情；相反，黎把他视为段的帮凶，他正想拿一个军阀为自己立威呢。
黎元洪冷冷地问：“你有什么事？”倪口吃地说：“我，我一下火车，就、就来拜望大总统。”。黎不耐烦地问：“你到底有什么事？”倪终于说：“我想，我想保举我两个孩子晋升将将军。”黎以嘲讽的口吻说：“哦，你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来京，原来是谋私利的，你孩子会看地图吗？会立正稍息开步走吗？等学会了再来见我，你走吧！”
倪嗣冲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诺诺连声地退了出来。事情来得突然，前后不到两三分钟。倪嗣冲走出好远才后悔软弱，怎么不给他一枪？他喊道：“黎胡子你听着，有你后悔的一天！”
黎元洪很快冷静下来，不该这样冲动，鲁莽，毕竟又多了个敌手……倪嗣冲没回下榻处，一出门径赴段公馆。段祺瑞正为没见到倪而不安。他虽然深知他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同样厌恶他；但他更知道，越是这种小人越不能得罪。因此，见到倪嗣冲态度异常和蔼可亲，向他介绍了对德宣战种种好处，令倪非常感动。出于对黎的报复心理，马上来个180度大转向，从“参战召亡论”，变成“参战图强论”。他大声疾呼：“宣战、宣战，对这种好事傻蛋才反对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