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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故土，过春节人们必要回家，大有亲近传统之善。中国民俗经数千年，亿万人繁衍传承而构成。而“五四”前后反封建专制、反家庭禁锢、反家长族权，确有那一时期的历史需求。在当时，唾弃家族陈规，强调个人背叛，实质上还是瞄准了袁世凯等垂死旧势力。不期然泼水同时泼掉孩子，效果非常，造成许许多多新青年单向度接受西方思想，向往革命斗争生活，真把宗法社会、老式家庭，当成黑暗坟墓了，仿佛不逃离出去，不挣脱依附性，人生便没有希望，我们便将葬身老院高墙。在实际生活中，反对封建家国之顽腐，与骨血亲情家庭温暖，并不应构成一对矛盾，其中并没有因果联系。家庭之殷实稳固，人性之真善美，只能是革命的终极目的，一切社会学说和社会理想，难道不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成员生活得更好吗？结果，斗争了几十载，家庭不变，亲情依然，那长夜闪烁的万家灯火，总是我们搏击风浪之后最稳固、最向往的安全岛屿。私有家庭观念，封建落后的沉渣，到底改变了没有？改掉了多少？还是很难说。长期以来我注意到，由众多职业革命者构成的中高级干部家庭，总体上长期呈现亲情淡漠，家人往来较少，各自战斗不息的畸形状态，确有其历史渊源。叹组织严密，浴血经年，战斗人生带来残酷后遗症，不可低估……巴金先生的《家》，在那个激愤的大时代，深受广大青少年推崇偏爱。李健吾对此评议说：巴金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沈从文给巴金写信道：“你代表了多数青年人的感情，也因此得到多数年轻人的爱敬！”李存光认为，“青年读者从巴金的作品中，认识自己的生活环境，认识窒息人的旧家庭和吞噬人的旧社会……为青年们树立了奋起抗争的榜样”。徐中玉认为，“家庭的斗争事实上也就是一种社会斗争……只要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一天没有完结，（巴金）这三部作品就始终有它们重要的价值”。巴人更加激愤地指出，“巴金首先告诉每一个读者，家就是青年的坟墓，青年不要葬身在这坟墓里，就得奋斗。不妥协的奋斗，逃出这个家。否则只有一个个死去……”
言之凿凿，其言也烈。
待到红色文学即革命文艺发展到极致时，家庭观念成为一种与现实斗争相互抵触的麻烦事。以八大样板戏为例：绝不涉及家庭生活，家庭成员未知何在。阿庆嫂的老公到上海跑单帮去了，柯湘的丈夫被杀了，少剑波和洪常青全没有爱情戏，唯《红灯记》中有三代人之家，而奶奶则对李铁梅说：你爹他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任何文艺作品，都是时代催生的。
巴金先生致黛莉这批信，同样是那个动荡年代的产物。从中我们看到，年轻的巴金，其理想、其奋斗虽然激进，但是，一旦对待具体人、具体事，则呈现出温情柔美来。也许，安那其主义者本来就有着“对事”和“待人”截然不同的双重秉性，既差异、矛盾着，又混合、统一着，待事时，成为暴力革命的同盟军，待人时，又成为温情关怀的一群了。巴金先生第七封信，依然如此：
黛莉：
信收到。你对《短简》说了许多话，很使我感动。我感谢你的关心。
《夜未央》不是我不寄你，是那本书至今未印出来，你不要抱怨我。我现在寄你一册样书吧，但里面没有插图。这样本只装出了三册，是为了一个朋友预备排演而提早装的。
我寄你的《贵族之家》等书收到没有？《良友》的口退口口已取来了。我将来再买些书寄你。
《文丛》现在又被禁止。我们按时会出一个新刊物，内容是一样的。《文丛》内容不算坏，也没有激烈的文章，是没有理由被禁止的。但是又和《文季月刊》一样被禁了。这事你也许不会相信罢。然而，你放心，我们总有同样的刊物给你看的。
尼采的书对于你们并不适宜，在那样的情形里，他的超人哲学帮助了我，但以后或以前读来，有些地方又会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我不介绍给你。
我在上海也许不口口口月的口留。以后的行止一时还不能决定。你高兴时尽管写信来。信寄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可以转到我的手里的。我在旅途中也许会寄点画片给你。望你好好地活下去！祝好
金四月六日
此信用纸与前信相同，竖写两页。
使黛莉在信中说了许多话的《短简》，正是巴金与诸多青年读者往来交流的短章选集，不知内中是否提到过赵黛莉？可惜我没有看过。巴金因为黛莉的来信而感动。
信中又一次提及《夜未央》，黛莉迟迟不得此著，似乎有些着急，巴金便寄上一册提早装订的样书，还是为朋友排演此剧临时使用的。足见那一代人对此剧极其重视。我们也不妨再一次多说几句：
研究界普遍认为，波兰无政府主义者廖I杭夫的这部剧作《夜未央》，对青年巴金的影响非常大。加上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精神母亲”高德曼的一系列文章以及易卜生、屠格涅夫等人的种种作品，汇聚成青年巴金最基本、最重要的思想元素。《夜未央》场面慷慨悲壮，一群青年革命者，不惜流血牺牲，与沙皇黑暗统治展开秘密斗争，推崇牺牲，依赖暴力。主人公华西里和安娜，在爱情与革命之间深陷矛盾。到全戏高潮处，安娜义无反顾地亲手点燃信号，通知爱人华西里执行刺杀总督行动，华西里因而壮烈牺牲。对此，巴金于190年评价说，“在我所见到的描写爱与死的剧本中，这本《夜未央》要算是最好的了”。195年，巴金先生又写了《信仰与活动》说：“在《夜未央》里，我看到了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之大悲剧，第一次找到了我的梦境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可见此剧对青年巴金作用之大，不亚干高德曼“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之影响。巴金写于198年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恰恰也是描写军阀统治下的上海，革命青年杜大心，刺杀戒严司令失败而不惜饮弹自杀的激烈故事。
文艺作品对于人心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效果实在难以估量。我们不难想象，《夜未央》以及易卜生名作《娜拉》等怍品深刻地影响着巴金，巴金作品又强烈地影响着黛莉们，形成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知识青年共同的精神气质。
一座座古旧深宅大院，怎么能拴住他们的那颗心？信中可见，《夜未央》和《娜拉》等剧，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便在中国知识界轰动，直至197年上半年，还在排演着。
信中谈到不久前创办的《文丛》“现在又被禁止”一事，并说《文丛》“没有激烈的文章，是没有理由被禁止的。但是又和《文季月刊》一样被禁了”。对于这一史实，在我涉及的巴金研究资料中，未见详细记载。据倪墨炎先生研究可知，国民党当局在197年至197年十年间，曾经查禁了各类报刊书籍约000余种。在19年月19日查禁的149种图书目录中，现代书局出版的巴金选集《萌芽》列在其中。相比之下鲁迅等人的书被禁更多，在上述查禁书目中，冯雪峰、蒋光慈、丁玲各被查禁七种书，郭沫若、茅盾各禁九种书，鲁迅一人被禁竟达十种之多！而此信谈到《文丛》曾经停刊，直到198年5月以后又由巴金和靳以再次复刊，则又是一个事实。其具体停刊过程，还需方家指正。
信中巴金关于尼采哲学一段话，耐人寻味。我这里一时说不好。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也读过尼采以及叔本华，想起来糊里糊涂，觉得与我所依托的巍巍太行山十分隔膜。最后一句话，“望你好好地活下去”，震撼人心。
此信之后三个月，一场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终于爆发。8月1日，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保卫战打到11月1日，上海终陷敌手，中国军队被迫撒离战场。在神圣与悲壮之间，巴金坚定地同文化战士们并肩救亡，他将自己的文季社与中流社、译文社、作家社四位一体合并起来，尽弃前嫌，与茅盾共同挂帅，合办抗战刊物《呐喊》（两期后改名《烽火》），把大批文化勇士团结在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烽火》创办，奋力者众，奋笔者众，奋战者众，他们是：
巴金、茅盾、冯雪峰、郭沫若、夏衍、郑振铎、王统照、阿英、陈望道、邹韬奋、胡愈之、田汉、靳以、黎烈文、黄源、胡风、芦焚、田间、欧阳予倩、邹荻帆、蔡若虹、萧乾、端木蕻良、丰子恺、唐玟、陆蠡、碧野、刘白羽、骆宾基、杨朔、周文、鲁彦、林憾庐、蹇先艾、孙用、司马文森、孙钿、罗洪、田一文、钱君甸、朱雯、盂十还、陈烟桥、力群、谢挺宇、萧珊……
上海沦陷，巴金的《春》还没有写完，他要到各地旅行的计划也一推再推。许多外地读者来信来电，关心巴金的安全。天津少女杨苡，年龄也是十七岁，她在来信中对巴金说：“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巴金为此感动流泪。于是我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山西少女赵黛莉，是否也去过信函？如有信去，似应看到巴金回复才对。也许，由于巴金先生已经在第七封信的末尾，写到过即将外出旅行，“以后的行止一时还不能决定”，并说“我在旅途中也许会寄点画片给你”，从而使黛莉不再致信上海。或许，黛莉写过信函，而晋沪两地战火纷飞，巴金也无暇回复。也许，还有更复杂原因，也未可知。
山西地处抗日最前线。蒋系大军、晋绥军和中共八路军，还有川军和滇军，在阎锡山第二战区统一指挥下，发动忻口战役，誓死保卫山西。仗打得很大，林彪所部曾在平型关等地，配合战役夺取大捷，战斗极为惨烈。到197年11月8日，日寇华北方面军第一军野蛮占领太原。至此，晋军主力和国民党各军及八路军三个师，艰难转入持久游击抗战。我注意到，上海与太原，一南一北，几乎是同一时间沦陷的。
当时，巴金先生到处发表抗战文章，不知黛莉小姐在山西看到没有？是啊！如前所述，黛莉小姐家父赵廷雅，叔父赵廷英，不是抗贼，反而降寇事敌了。彼黛莉眼见巴金先生抗敌如此坚决，情何以堪？又如何致信复函？
民国史，抗战史，真是打翻五味瓶，复杂万端。言及至此，我们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无法平静。赵黛莉，你果然是赵廷雅之女吗？你是街坊老人们记忆中那位“盘盘头”吗？
激愤、痛楚、悲伤、遗憾、期待、祈祷，俱在我们心中。巴金和黛莉，通信止于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际，这便是古木年轮，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