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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玉花从外地回来,也不说市场好不好,只是告诉汪虹她要和刘辰一起干了。汪虹苦笑笑,说那好吧,我再跑一次就回布拉格吧。
很快就买到了回国的车票,包厢里还有两位北京男士,是从布加勒斯特来的。年龄大一点的叫郝雨,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特爱说话,一说话就笑,一双不大的眼睛总是眯缝儿着,一路上就听他讲故事了。年龄小一点的叫焦和平,二十五六岁。郝雨不光爱说爱笑,还挺会照顾人。汪虹几趟大包儿滚下来,落儿了个一上火车就胃疼的毛病。平时跟着侯玉花跑,除了强忍着也没别的办法。这回遇上个怜香惜玉的爷儿们,自己也就金贵起来。郝雨一阵儿端茶一阵儿送水,把汪虹服侍得舒舒服服。这家伙和俄国列车女乘务员混得特好,居然允许他在包厢里用煤油炉子做饭吃。汪虹喝了他熬的大米粥,胃里好了许多。他又给大伙儿讲笑话,拿罗马尼亚人的名字开涮,说罗马尼亚人最常用的名字叫“一拉拉一裤”
把汪虹笑得肚疼。
北京到了,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郝雨说有什么事尽管招呼,尤其象上货这种事儿,他门儿清。
没几天,汪虹到北京找郝雨,要他帮助上点好货。汪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卖完货就回布拉格。郝雨说回布拉格干嘛去,不如跟我到罗马尼亚呢。你这样小打小闹挣不了钱,要做就正正规规往大了做。他这次又发了一个集装箱鸡毛服“眼瞅着天就凉了,准能卖个好价钱。”郝雨说。
汪虹心里一动。
这回汪虹上的都是好货。郝雨带着她去找客户,因为郝雨是走集装箱的大货主,客户都不敢得罪,以很低的价格给了汪虹很不错的皮夹克和羽绒服。
回莫斯科的火车上,汪虹和郝雨在同一个包厢。看着为她忙上忙下的郝雨,她突然笑了,她想起在布拉格聚义时的三姐妹。什么铁板一块,一遇爷儿们就散了!
郝雨问她笑什么?她不语。
列车上,郝雨帮她卖货收款,殷勤备至。他告诉汪虹,他原是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老婆跟他最好的朋友偷情被他发现了,自觉无颜再在北京混,跟老婆离了婚,只身跑到布加勒斯特闯天下。一个人在异国谋生,艰难不怕,男子汉嘛。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这种孤独和寂寞,是最难忍受的。
汪虹对此感受非浅,点头称是。
郝雨便说:“为什么你不跟我去布加勒斯特呢?我发货柜,你有英语,可以帮我很多忙。利润我们平分,你放心好了,我绝不会亏待你。我本来应该发完货坐飞机去罗马尼亚,就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路上才陪你的。”说着便抓住了汪虹的手。
汪虹任他抓着,过了一会儿才轻轻挣出,说:“我得想想。”
是夜,汪虹几乎无眠。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小郎?郝雨?她无法定夺。
到了莫斯科,郝雨带她住在他一个河南朋友的公寓里。两室一厅,郝雨和朋友住一室,汪虹自己住一室。那河南朋友好像在专职倒票那时莫斯科到北京的票非常难买,都集中在这些票贩子手里了。郝雨和汪虹到的时候,他刚刚和俄国警察打了一场官司得胜归来,高兴得很。摆好酒菜,一边吃一边讲起这档轰动莫斯科华人社会的事来。
河南朋友那天下午乘地铁纵线去中国人聚居的“吉庆”旅馆送票,出来后又准备原路返回。刚下了电梯,一高一矮两个俄国警察拦住了他的去路。高的年轻,矮的老,他们身后还站着一个穿便衣的汉子。他们把他叫进旁边的警察办公室,让他面壁站着,两手高举放在墙上,双腿叉开,警察便开始搜身。河南朋友心里火火的,俄国警察经常对中国人来这一手,真他妈的讨厌,可是又没办法,警察是在执行公务。那天他身上有票款3400美元,被警察一把全掏了出来,但又立刻塞回了他的口袋。他因为是倒票,票款必须记清楚,所以他把每一笔钱都记在一张纸上,谁的多少钱谁的多少钱。他斜眼看到搜我身的警察把这张纸拿着看了看,他看不懂中国人的名字,但看得懂阿拉伯数字,也看得懂美元的符号他大概意识到这是一张账单,便撕碎了随手丢在纸篓里,然后对他说可以走了。
河南朋友稀里糊涂被放了出来,他摸了一下钱,感觉厚度还差不多,地铁里又不是数钱的地方,便乘车走了。路上他想钱肯定会少,俄国警察尽是下三滥。但估计他们也不敢多拿,抽一张了不得了。如果那样他也认了谁让自已在这操蛋地方呢?可他回了家一数,我操!整整少了640美元!孙子们也忒黑了点,他怒不可遏,立马打的赶了回去。
他一进门,仨孙子还在呢。他冲过去抓住那俩警察就用俄语喊:“你们是玛菲亚(强盗)!还我的美元!还我的美元!”
仨孙子压根儿没想到他敢找来,他们这样坑害中国人多了,从没见过有找后账的,一时慌了,纷纷发誓说绝对没有偷他的钱。这时有个俄国老太婆走过来说:
“他们都是好警察,你要是捣乱,他们会狠狠地打你。”
穿便衣那小子也挥着拳头吓唬他,说你如果还不走,马上就让你坐牢。
河南朋友见跟他们讲不出理,立刻用地铁里的公用电话报了警。十几分钟后,来了一位少校。他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就命令那两个警察出示证件。看得出,少校相信肯定是这两个下贱的家伙干了坏事。可两个家伙死活不承认,少校便问河南朋友有没有证据?他到纸篓那儿一看,撕碎的帐单还在里面,马上取出来拼好,交给了少校,告诉少校他们共抢了640美元。少校立时就火了,大声训斥那两个家伙。那俩家伙万没想到会在这张撕碎的纸上出问题,登时都傻了眼。少校骂了他们一顿,然后让河南朋友和他们一起乘车去地铁警察分局。到分局呆了不大一会儿,市警察局来了两个人,让河南朋友把事情又叙述了一遍,全部记录在案。正在这时,有一个警察跑进来说有人来电话找中国人。他过去一接,闹错了,不是找他,是找另一个中国人。打电话的是国内公派的一个翻译,原来在河南朋友被抢钱之前一个小时不到,有一个姓陶的中国人被这三个家伙用同样的手段抢走了440美元。这位译自称认识警察局的人,可以私了。当然,是要收费用的。这位翻译以为河南朋友是那位陶先生,挣私了费来了。翻译说这种事多了,没见哪个中国人把俄国警察告赢了,劝河南朋友私了得了。这朋友真是条汉子,断然拒绝。回到办公室就对警察们说,这三个家伙今天还抢了一个姓陶的中国人的钱。少校一听,立即让他帮助找到这位陶先生。说今天已经很晚了,让河南朋友明天再来。
第二天是俄罗斯警察节。河南朋友一进门,分局长就说:“在我的节日里你不是来祝贺我快乐,而是来给我添麻烦。”
朋友一听这话便知道对方态度不友好,立刻说:“你错了,给你添麻烦的不是我,而是你的部下。”
那分局长问:“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河南朋友早做好了准备,从容掏出从匈牙利到俄国入关时的申报单,上面写着14000美元。
“拿你钱的警察是用哪只手拿的钱?”分局长又问。
这纯属找茬儿了,河南朋友反驳说:“哪只手偷钱重要吗?况且在那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去分辨他是在用哪只手偷我的钱?”
“那么你从你住的地方乘出租车返回地铁付了多少车钱?”
“付给出租车司机多少钱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我认为你的问话方式有问题。请注意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我是受害者,而做案人却是警察。强盗抢钱不是新闻,而警察抢钱就是新闻。我要把这件新闻告诉驻莫斯科的各国记者,让他们来主持公道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
他们看这个中国人不好惹,态度收敛了一些。问话结束时那位分局长向他表示歉意,并强调说这是他们的职责。
当天晚上,他在“吉庆”旅馆找到了那位先他被抢的陶先生。
第二天一早,他带着陶先生来到地铁警察分局。值班警察录了陶先生的证词,让他们回去等待。在走廊里,他们看见那两个警察已经被脱掉了警服,呆坐在长椅上等候审讯。
过了四天,也就是今天,河南朋友被通知前往检查院。一位检查官告诉他案子要结了,两个警察要被判刑15年。而那个穿便衣的要判20年,他是个建筑工人,是他把那两个警察拉下水的。他们都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劳改“伐木。”检查官比划着说。检查官退给他620美元,说还差20美元,过几天让警察的家属用卢布比照汇率还给他。并说那位陶先生也只能退300美元,其余的也是退卢布。
“检查官说过几天就要宣判,还要我出庭呢。”河南朋友高兴地说。
汪虹钦佩地说:“你真行,总算给咱中国人出了口气。”
他笑笑“主要是老毛子欺人太甚,多少中国人被他们欺侮呀?现在已经发展到入室抢劫中国人了,主要是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人,黑头发,现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一见黑头发的老毛子就跑。”
天色已晚,各自安歇。
半夜时分,郝雨爬到汪虹床上。汪虹轻叹一口气,接受了他。她清楚,和小郎不仅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这个郝雨可就不一样了,起码他在发集装箱,大小也是个老板。
她没有抵抗,顺从地由他折腾。
事毕之后,汪虹对他说:“既然已经这样了,我愿意跟你去布加勒斯特。我一回到布拉格就去签证,让我大姑想办法,估计能签下来。但有一条,我不愿意跟你这样同居,你既然已经离婚,那就娶我。”
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亮。
郝雨疲倦地说:“我正求之不得呢。”
汪虹躺在郝雨的怀里喃喃地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的心已经干涸欲裂,你真是我的好雨吗?”
郝雨早已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