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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行动的，是卢象昇，他行动的具体方式，是开会。
开会内容，自然是布置作战计划，研究作战策略，讨论作战方案。
相对而言，高迎祥的行动要简单得多，只有两个字——开打。
从心底里，卢象昇是瞧不上高迎祥的。毕竟是草寇，没读过书，没考过试，没有文化，再怎么闹腾，也就是个草寇，所以对于高迎祥的动向，卢象昇是很有把握的：要么到河南开荒，要么去山西刨土，或者去湖广钻山沟，还有什么出息？
为此，他作了充分的准备，还找到了洪承畴，表示一旦高迎祥跑到西北五省，自己马上跑过去一起打。
然而，高迎祥的举动，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
闯王同志之所以叫闯王，就是因为敢闯，所以这一次，他决定攻击一个卢象昇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南京。
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举动并不明显，他会合张献忠，从河南出发，先打庐州，打了几天，撤走。
接下来，他开始攻击和州，攻陷。
攻陷和州后，他开始攻击江浦，江浦距离南京，只有几十公里。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就会发现，两百多年前，曾经有人以几乎完全相同的路线，发起了攻击，并最终取得天下——朱元璋。
高迎祥同志估计是读过朱重八创业史的，所以连进攻路线，都几乎一模一样，可惜他不知道，真正的成功者，是无法复制的。
朝廷大为震惊，南京兵部尚书立即调集重兵，对高迎祥发动反攻击，经过几天激战，高迎祥退出江浦。
退是退了，偏偏没走。
他集结几十万人，开始攻打滁州。
至此可以断定，他应该读过朱重八的传记，因为几百年前，朱元璋就是从和州出发，攻占滁州，然后从滁州出发，攻下了南京。
滁州只是个地级市，人不多，兵也不多，而攻击者，包括李自成、张献忠等十几位头领，三十万人，战斗力最强、最能打的民军，大致都来了。
所有的头领，所有的士兵，都由高迎祥指挥。
高闯王终于爬上了人生山峰的顶点。
他决定，进攻滁州，继续向前迈步。
山峰的顶点，再迈一步，就是悬崖。
惨败
但至少在当时，形势非常乐观，滁州城内的兵力还不到万人，几十万人围着打，无论如何，是没问题的。
几天后，他得知卢象昇率领援军赶到了。
但他依然不憷，因为卢象昇的援兵，也只有两万多人。此前虽说吃过卢阎王的亏，但现在手上有三十万人，平均十五个人打一个，就算用脚算，也能算明白了。
卢象昇率领总兵祖宽、游击罗岱，向滁州城外的高迎祥发动了进攻。
双方会战的地点，是城东五里桥。
在讲述这场战役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滁州的地形，在滁州城东，有一条很宽的河流，水流十分汹涌。
我再重复一遍，河流很宽，水流很汹涌。
这场会战的序幕，是由祖宽开始的，关宁铁骑担任先锋，冲入敌阵，发动了进攻。
战斗早上开始，下午结束。
下午结束的时候，那条很宽、水流很汹涌的河流，已经断流了，断流的原因，史料说法如下——积尸填沟委堑，滁水为不流。
通俗点儿的说法，就是尸体填满了河道，水流不动。
尸体大部分的来源，是高迎祥的部下，在经历近七年的光辉创业后，他终于等来了自己最惨痛的溃败。
关宁铁骑实在太猛，面对城东两万民军，如入无人之境，乱砍乱杀。
高迎祥很聪明，他立即反应过来，调集手下主力骑兵，准备发动反击，毕竟有三十万人，只要集结反攻，必定反败为胜。
《红楼梦》里的同志们曾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
高迎祥的缺点，就是他的优点——人太多。
人多，嘴杂，外加刚打败仗，通信不畅，也没有高音喇叭喊话，乱军之中，谁也摸不清怎么回事，所以高闯王折腾了半天，也没能集中自己的部队。
但高闯王还是很灵活的，眼看兵败如山倒，撒腿就往外跑，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脱离困境。
这是很正确的，因为根据以往经验，官军都是拿工资的，而拿工资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拿多少钱，干多少事。无论是洪承畴，还是左良玉，只要把闹事的赶出自己的管辖范围就算数了，没人较真儿。所谓跟踪追击这类活动，应该属于加班行为，但朝廷历来没有发加班费的习惯，所以向来是不怎么追的，追个几里，意思到了，也就撤了。
但是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说过，卢象昇是一个好人，一个负责任的官员。这一点反映在战斗上，就是认死理，凡事都往死了办。
按照这个处事原则，他追了很远——五十里。
之前我还说过，卢象昇的外号，是卢阎王，虽然长得很白，但手很黑，无论是民军，还是民军家属，只要被他追上，统统都格杀勿论。五十里之内，民军尸横遍野，保守估计，高迎祥的损失，大致在五万人以上。
追到五十里外，停住了。
不追，不是因为不想追，也不是不能追，而是不必追。
摆脱了追击的高迎祥很高兴，现在的局势并不算坏，三年前，他被打得只剩下几千人，逃到湖广郧阳，避避风头，二十天后出山，又是一条好汉，何况手上有几十万人乎？
但安徽终究是待不下去了，他转变方向，向寿山进发，准备在那里渡过黄河，去河南打工。
黄河岸边，他就遇到了明军总兵刘泽清。
刘泽清用大刀告诉他，此路不通。
刘泽清并非猛人，并非大人物，也没多少兵，但是，他有渡口。
他就堵在河对岸，封锁渡口，烧毁船只，高迎祥只能看看，掉头回了安徽。
无所谓，到哪儿都是混。
但在回头的路上，他又遇见了祖大乐。
祖大乐也是辽东系的著名将领，遇上了自然没话说，又是一顿打，高迎祥再次夜奔。
好不容易奔到开封，又遇见了陈永福。
陈永福是个当时没名，后来有名的人。五年后，他坚守城池，把一个人变成了独眼龙——独眼李自成。
这种人，自然不白给，在著名地点朱仙镇（岳飞打金兀术的地方）跟高迎祥干了一仗，大败了高迎祥。
高迎祥终于发现，事情不大对劲儿了，自己似乎掉进了圈套。
他的感觉，是非常正确的。
得知高迎祥攻击滁州时，卢象昇曾极为惊慌，但惊慌之后，他萌生了一个计划——彻底消灭高迎祥的计划。
高迎祥的想法，是非常高明的，学习朱重八同志，突袭南直隶，威胁南京。但遗憾的是，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没有在这里混过。
没有混过的意思，就是人头不熟，地方不熟，什么都不熟，所以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绝不能让高迎祥离开，把他困在此地，就必死无疑。
刘泽清挡住了他的去路，祖大乐把他赶到了开封，陈永福又把他赶走，但这一切，只是序幕，最终的目的地，叫做七顶山。
七顶山，位于河南南阳附近，被祖大乐与陈永福击败后，高迎祥逃到了这里，就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等候已久的熟人——卢象昇。
当然，除了卢象昇外，还有其余一干人等，比如祖大乐、祖宽、陈永福等。
此时的高迎祥，手下还有近十万人，就兵力而言，大致是卢象昇的两倍，更关键的是，他的主力重甲骑兵，依然还有三万多人。
然而，战争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号称“第一强寇”的高迎祥，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主力基本被全歼，仅带着上千号人夺路而逃。
这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事，最好的答案，似乎还是四个字——气数已尽。
十几万士兵、下属被打得干干净净，兵器、家当丢得一干二净，高迎祥同志这么多年，折腾一圈，从穷光蛋又变成了穷光蛋，基本算是白奋斗了。应该说，他很倒霉。
但我个人认为，有个人比他更倒霉——李自成。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变成光杆司令更倒霉呢？
有的，比如，变
成光棍司令。
李自成的麻烦在于，他的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
这位给李自成送帽子的老婆，叫邢氏，虽然不能肯定李自成有多少老婆，但这个老婆，是比较牛的。
按史料的说法，这位老婆基本不算家庭妇女，估计也不是抢来的，相当之强悍，打仗杀人毫不含糊。更难得的是，她还很有智谋，帮李自成管账，据说私房钱都管。
在管账的时候，她见到了高杰。
高杰，米脂人，李自成的老乡，据说打小时候就认识。后来李自成造反，他毫不犹豫，搭伙一起干，从崇祯二年开始，同生共死，是不折不扣的铁哥们。
铁哥们，也是会生锈的。
李自成第一次怀疑高杰，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
崇祯七年（1634）八月，时任五省总督陈奇瑜，派出参将贺人龙进攻李自成。
贺人龙是个相当猛的人，此人战斗力极强，且杀人如麻，每次上战场，都要带头冲锋，被称为贺疯子。
贺疯子气势汹汹地到了地方，看到了李自成，打了一仗，非但没打赢，还被人给围住了，且一围就是两个月。
但李自成并不想杀掉贺人龙，因为贺人龙是他的老乡，而且他正在锻炼队伍阶段，需要人才，就写了封信，让高杰送过去，希望贺人龙投降。
这个想法是比较幼稚的。贺人龙同志说到底是吃皇粮的，有稳定的工作，要他跟着李自成同志四处乱跑，基本等于胡扯，所以信送过去后，毫无回音，说拿去擦屁股也有可能。
按说这事跟高杰没关系，贺人龙投不投降，是他自己的事，可是意外发生了。
去送信的使者，从贺人龙那里回来后，没有直接去找李自成，而是找了高杰。
这算是个事吗？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说是事，就是事，说不是，就不是。
而李自成明显是个喜欢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的人，加上贺人龙同志守城很厉害，他打了两个月，连根毛都没拔下来，所以他开始怀疑，贺人龙和高杰，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就把高杰撤了回来。
无论是铁哥们，还是钛哥们，在利益面前，都是一脚蹬。
对李自成同志的行为，高杰相当不爽，但这事说到底，还是高杰的责任。
因为他回来之后，就跟邢氏勾搭上了。
到底是谁勾搭谁，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基本算是无从考证。但史料上说，是因为高杰长得很帅，而邢氏是管账的，高杰经常跑去报销，加上邢氏的立场又不太坚定，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
关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高杰同志是有体会的，在回顾了和李自成十几年的交情、几年的战斗友谊，以及偷人老婆的内疚后，他决定，投奔官军。
当然，他是比较够意思的，临走时，把邢氏也带走了。
对李自成而言，这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老婆跑了，除面子问题外，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很多秘密，老婆都知道（估计包括私房钱的位置）。
除了老婆损失外，还有人才损失。
在当时李自成的部下里，最能打仗的，就是高杰，此人极具天赋，投奔了官军后，就一直打，打到老主顾李自成都歇菜了，他还在继续战斗。
高杰投降的对象，是洪承畴。洪总督突然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自然高兴异常，立刻派兵出击，连续击败李自成，斩杀万人。
总而言之，对各位头领而言，崇祯九年（1636）算是个流年，老婆跑了，手下跑了，跑来跑去，就剩下自己了。
对高迎祥而言，更是如此。
老婆跑了，再找一个就是，十几万大军都跑光了，就只能钻山沟了。
所以高闯王毅然决定，跑进郧阳山区。
两年前，就是在那里，被打得只剩半条命的高迎祥捡了条命，东山再起。
卢象昇闻讯，立刻找到祖宽和祖大乐，吩咐他们，立即率军出发，追击高迎祥。
祖宽回答：不干。
卢象昇无语。
之所以无语，因为他们从来就没干过。
关宁铁骑
很久以前，我以为所谓战争，大都是你死我活，上了战场，管你七大姑八大姨，都往死里打，特别是明末，但凡开打，就当不共戴天，不共戴地，不共戴地球，打死了算。
后研读历史多年，方才知道，以上皆为忽悠是也。
按史料的说法，当时的作战场景大致如下：
比如一支官军跟民军相遇，先不动手，先喊话；喊来喊去，就开始聊天；聊得差不多，民军就开始丢东西，比如牲口、粮食等，然后就退；等退得差不多了，官军就上前捡东西；捡得差不多，就回家睡觉，然后打个报告给朝廷，说歼敌多少多少，请求赏赐云云。
应该肯定的是，在当时，有这种行为的官军占绝大多数，认认真真打仗的只占极少数，所谓“抛生口，弃辎重，即纵之去”。
这种现象也好理解。因为当时闹事的，大都是西北一带人，而当兵的，也大都是关中人，双方语言相通，说起来都是老乡，反正给政府干活，政府也不发工资（欠饷），即使发了工资，也没必要玩命。这么打仗，非但能领工资，还能捞点儿外快，最后回去了还能领赏，非常有利于创收。在史料中，这种战斗方式有个专用名词：打活仗。
因为活仗好打，且经济效益丰富，所以大家都喜欢打，打来打去，敌人越打越多，局势越来越恶化，直到关宁铁骑的到来。
其实关宁铁骑的人数没多少，我算了一下，入关作战的加起来，也就五千来人。卢象昇、洪承畴手下最能打的，基本就是这些人，最厉害的几位头领，都是被他们打下去的。
之所以能打，有两个原因。首先，这帮人在辽东作战，战斗经验丰富，而且装备很好，每人均配有三眼火铳，且擅长使用突袭战术，冲入敌阵，势不可当。
而第二个原因，相当地搞笑，却又相当的真实。
我说过，每次打仗时，民军都要喊话。所谓喊话，无非就是谈条件，我给你多少钱，你就放我走，谈妥了就撤，谈不妥再打。
但每次遇到关宁铁骑，喊话都是没用的，经常是话没喊完，就冲过来了，完全不受收买，忠于职守。
我此前曾以为，如此尽忠职守，是因为他们很有职业道德。后来看的书多了才明白。这是个误会，套用史料上的话，是“边军无通言语，逢贼即杀”，意思是，辽东军听不懂西北方言，喊话也听不懂，所以见了就砍。
所以我一直认为，多学点儿语言，是用得着的。
高迎祥就是吃了语言的亏，估计是屡次喊话没成，也没机会表达自己的诚意，所以被人穷追猛打了几个月，也没接上头。
在众多的民军中，高迎祥的部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手下骑兵，每人两匹马，身穿重甲，也算是山寨版的关宁铁骑。虽说战斗力还是差点儿，但山寨版有山寨版的优势，比如……钻山沟。
高迎祥钻了郧阳山区，祖宽是不钻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分都是骑兵，且待遇优厚、工资高，要让他们爬山实在太过困难，卢象昇协调了一个多月，也没办法。
照这个搞法，估计过几个月，闯王同志带着山寨版铁骑出来闹腾，也就是个时间问题。
在这最为危急的时刻，更危急的事情发生了。
崇祯九年（1636）四月，当卢象昇同志正在费尽口水劝人进山时，辽东的皇太极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建国。
皇太极建都于沈阳，定国号为清，定年号为崇德。
这一举动表明，皇太极同志正式单飞，另立分店，准备单干。
通常来讲，新店开张，隔壁左右都要送点儿花圈、花篮之类的贺礼，很明显，明朝没有这个打算，也没这个预算。
不要紧，不送，就自己去抢。
崇祯九年（1636）六月，清军发起进攻。
这次进攻的规模很大，人数有十万人，统兵将领是当时清军第一猛将阿济格，此人擅长骑兵突击，非常勇猛。
难得的是，他不但勇猛，脑子也很好用，关宁防线他是不去碰的，此次进关，他选择的路线，是喜峰口。
此后的战斗没有悬念，明朝的主力部队，要么在关宁防线，要么在关内，所以阿济格的抢掠之旅相当顺利，连续突破明军防线，只
用了半个月，就打到了顺义（今北京市顺义区）。
我认为，阿济格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具体表现为不怕跑路，不怕麻烦。到了北京城下，没敢进去，就开始围着北京跑圈，从顺义跑到了怀柔（今北京怀柔区），又从怀柔跑到了密云（今北京密云区），据说还去了趟西山（今北京西山），圆满完成了画圈任务。
当然，他也没白跑，据统计，此次率军入侵，共攻克城池十二座，抢掠人口数十万，金银不计其数。
鉴于明朝主力无法赶到，只能坚壁清野，所以阿济格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而且，他还是个很有点儿幽默感的人，据说他抢完走人时，还立了块牌子，上写四个字——各官免送！
我始终认为，王朝也好，帝国也罢，说穿了，就是个银行，这边收钱，那边付钱，总而言之，拆东墙，补西墙。
不补不行。几百年里，跑来拆墙的人实在太多，国家治不好，老百姓闹事；国防搞不好，强盗来闹事，折腾了这边，再去折腾那边，边拆边补，边补边拆。
但国家也好，银行也罢，都怕一件事——银行术语叫做挤兑；政治术语叫内忧外患；街头大妈术语叫东墙西墙一起拆。
明朝大致就是这么个状况。客观地看，如果只有李自成、张献忠闹事，是能搞定的；如果只有清军入侵，也是能搞定的，偏偏这两边都闹，就搞不定了。
于是一个月后，卢象昇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被调离前线，等待他的新岗位，是宣大总督。
对于这个任命，无数后人为之捶腿、顿足、吐唾沫，说什么眼看内患即将消停，卢象昇却走了，以至于局势失去控制，崇祯昏庸，等等。
在我看来，这个任命，无非是挖了东墙的砖，往西墙上补，不补不行，如此而已。
卢象昇走了，两年后，他将在新的岗位上，完成人生最壮烈的一幕。
接班
听说卢象昇离开的消息后，高迎祥非常高兴，因为他很清楚，像卢阎王这样的猛人，不是量产货，他擦亮眼睛，等待着下一个对手的出现。
他等来的接班人，叫做王家桢。
王家桢，直隶人，时任兵部右侍郎，此人口才极佳，善谈兵法，出谋划策，滔滔不绝。
行了，直说吧，这是个废柴。
他之所以被派来干这活，实在是因为嘴太贱，太喜欢谈兵法，太引人注目，最终得到了这份光荣的工作。
但王总理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明白的，刚到不久就上疏皇帝，说自己身体比较弱，当五省总理太过勉为其难，干巡抚就成。
崇祯还是很体贴的，让他改行当了河南巡抚。
但王巡抚刚上任没几天，就遇上了一件千载难逢的倒霉事。
这件倒霉事，叫做兵变。兵变并不少见，之所以说是千载难逢，是因为参与兵变的，是王巡抚的家丁。
连家丁都兵变，实在难能可贵，连崇祯同志都哭笑不得，直接把他赶回家卖红薯。
有这样的好同志来当总督，高迎祥的好日子就此开张。没过多久，他就出了山区，先到河南，拉起了几万人的队伍，连战连胜。此后又转战陕西，气势逼人，洪承畴拿他都没办法。
四大猛人里，曹文诏死了，洪承畴没辙，左良玉固守，高迎祥最怕的卢象昇，又去了辽东，现在，高闯王可谓天下无敌。
然后，第五位猛人出场了。
在这人出场前，高先生跟四大猛人打了近七年，越打越多，越打越风光，从几千打到几万、几十万，基本是没治了。当时朝廷上下一致认为，隔几天跟他打一仗，能让他消停会儿，就不错了。至于消灭他，大致是个梦想。
在这人出场后，梦想变成了现实。
他没有用七年，连七个月都没用。事实上，直到崇祯九年（1636）三月，他才出山，只用了四个月，就搞定了高迎祥。
在历代史料里，每到某王朝即将歇业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死而×亡矣。
前面的××，一般是指某猛人的名字，后面的×，是朝代的名字，这句话的意思是，某猛人，是某王朝最后的希望，某猛人死了，某王朝也就消停了。
在明代完型填空里，这句话全文如下：
传庭死，而明亡矣。
传庭者，孙传庭也。
孙传庭
孙传庭是个相当奇怪的人，因为在杀死高迎祥之前，他从未带过兵、从未打过仗，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他主要的工作，是人事干部。
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州（今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在崇祯九年（1636）之前，历任永城、商丘知县，吏部主事。
其实他的运气不错。我查了查，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到天启初年，竟然就当上了吏部郎中，人事部正厅级干部，专管表彰奖励。
六部之中，吏部最大。而按照惯例，吏部尚书，一般都是从吏部郎中里挑选的，孙传庭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生，照这个算法，他当郎中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年轻就是资本，照这个状态，就算从此不干，光是熬，都能熬到尚书。
然而没过两年，孙传庭退休了，提前三十年退休。
他丢弃了所有的前途和官位，毅然回到了家乡，因为他看不顺眼一个人——魏忠贤。
看魏忠贤不顺眼的人很多，而愿意辞官的，不多。
崇祯元年，魏忠贤被办挺了，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包括当年给魏大人鞠躬、提鞋的人，都跳出来对准尸体踩几脚、骂几句，图个前程。
但孙传庭依然毫无动静，没有人来找他，他也不去找人，只是平静地在老家待着，生活十分平静。
八年后，他打破了平静，主动前往京城，请求复职。
出发之前，他说出了自己复出的动机：
“待天下平定之日，即当返乡归隐。”
朝廷很够意思，这人没打招呼就跑了，也没点儿组织原则，十年之后又跑回来，依然让他官复原职。考虑到他原先老干人事工作，就让他回了吏部，接着搞人事考核。
对他而言，这份工作的意思，大致就是混吃等死，但他没有提出异议，平静地接受，然后，平静地等待。
一年后，机会出现了，在陕西。
当时的陕西巡抚，是个非常仁义的人，具体表现为每次在城墙上观战，都不睁眼。据他自己说，是不忍心看，但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不敢。这号人在和平时期，估计还能混混，这年头，就只能下岗。
巡抚这个职务，是个肥缺，平时想上任是要走后门的。但陕西巡抚，算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混饭吃的，没准儿哪天就被张某某、高某某剁了，躲都没处躲。孙传庭就此光荣上任，因为主动申请的人，只有他一个。
孙传庭出发之前，皇帝召见了他。
对于孙巡抚的勇敢，崇祯非常欣赏，于是给了孙传庭六万两白银，作为军费。
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按崇祯的说法，国家比较困难，经费比较紧张，也就这么多了，你揣着走吧，省着点儿用。
当年杨鹤拿了崇祯十万两私房钱，招抚民军，也就用了几个月，孙传庭拿着六万两，也就打个水漂。
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自古以来，要人办事，就得给钱，如果没钱，也行，给政策。
孙传庭很干脆，他不要钱，只要政策，自己筹饷，自己干活，朝廷别管。反正干好了是你的，干不好我也跑不掉。
就这样，孙传庭拿着六万两白银，来到了陕西。
当时陕西本地的军队，战斗力很差。按照当时的物价，六万两白银，大致只够一万人半年的军饷。最能打的将领，如曹变蛟（曹文诏的侄子）、左光先、祖宽，要么在洪承畴手下，要么跟着卢象昇。总之，孙传庭算是个三无人员，无钱、无兵、无将。
但凡这种情况，若想咸鱼翻身，大都要经过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等过程，至少也得个两三年，才闪亮登场，大破敌军。
孙传庭上任的准确时间，是崇祯九年（1636）三月，他全歼高迎祥的时间，是崇祯九年（1636）七月。
从开始到结束，从一无所有到所向披靡，我说过，四个月。
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到今天，也没人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