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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天正式将苏菲纳入门，答应吴华妹的事情也要兑现了。
不过，吴华妹比较特殊，她的身份还是南方政府派来的女特务，就算封天迎娶吴华妹进门，肯定不能招摇过市。
封天把吴华妹的家人请来与老爷子见了一面，两家人聚在一起举办了一个家庭宴会，吴华妹穿上婚纱，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这就算把第三夫人纳进门来了。
这种事情大家心照不宣，若对外宣布吴华妹嫁给了封天，这事情还真不好与南方政府说，对南方政府而言吴华妹已经失去了作用，难道要他们另派人过来吗？
封天可不想找麻烦，吴华妹的对外身份还是自己的贴身秘书。
到现在为止，封天已经有三个夫人了，其中一个还是外国女人。
这家伙不仅打仗猛，往自己身边划拉女人也很猛啊。这才多点时间，身边的女人一大把，真够荒唐的。
这段时间封天与冯庸有些忙，北地抗日义勇军政府决定要在明年一月一日起，结束供给制。
当初采取供给制也是被逼无奈之下采取的临时措施，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奉天人民举家逃难，千万人流亡在外，要想解决吃饭问题，还不能饿死人，供给制是唯一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
特殊时期特殊办法，现在，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
所以，供给制必须结束。
可是，要想结束供给制，老百姓手里必须有钱才行，否则，你让人吃什么呀？
没有钱买东西，那还不饿死人嘛。
人每天都要吃饭，这中间要有一个衔接，使得北地民生顺利过渡。
这一些问题早就在封天的考虑范畴之内，当然会有应对的策略。
北地银行早已经开始运行，钞票的印刷已经完成，为此，北地银行早已经做好了准备。
按照封天的安排，北地政府要在今年底的时候给北地的政府官员、产业工人、农场职工以及军人发放半年的最低薪水，无论他的职务是高还是低，大家一律发同样数额的薪水。
等到一月开始，各自再按照职务领取薪酬。
初步测算，北地大约有六百多万人吃公饭，这些人都需要政府发薪水的。
为什么数量这样庞大呢？
这是因为北地政府几乎把所有的轻壮都集中起来了，人数只少不多。
如此算下来，每个月的开销不少。
其实，现在的北地政府不缺钱。
当初从奉天搜刮的资产就不少，光是奉天资产里面奉大洋1580万元、奉小洋16万元、法大洋3万元、现大洋70万元，白银4000万两，少帅官邸黄金8万条，价值差不多是华币206亿元。
这还不算一些字画、古董之类，那玩意一时半会儿也估算不出价值。
不算当时搜刮的日本资产，光是在周边区域搜刮的资产，估计数目不会低于三五十亿元。
若是算上日资的数目，加上这几年的产值，北地政府足有三百多亿资产。
这一两年北地企业大生产，向内地倾销产品，回笼的银币也不少。仅今年上半年，从内地流入封天和北地政府的银元就已经超过了十数亿，可见数量有多么庞大。
封天借助北地的供给制政策，工业几乎没有计入人工成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大肆倾销，试问谁是对手啊？所有的西方产业都受到了冲击。
当然，现在已经有西方国家向南方政府施加压力了。
那又怎样，封天根本不鸟他们，等到南方政府扛不住劲的时候，封天的计划也该差不多实现了。
不同时期民国的银币与美元互换价格不一样，大约在一美元兑换二到四个银币之间浮动，就算是一比三的比值，北地政府也有相当于一百亿美元的银币储备。
也就是说，光是用银元作为储备货币，就可以发行等值一百亿美元的货币。
当然，北地银行也不可能按照这种算法发行货币。
这其中还没有计算封天自己的企业向西方世界出口产品所带来的收益，国内的收益与之相比，简直不成比例。
丝袜的销售劲头现在正猛，年销售额估计有数十亿美元。
不仅如此，封天还让他的欧洲企业大量贷款，已经达成了二十亿马克的长期贷款。
所以说，北地不差钱，也不可能印一些不值钱的纸币，可以预见，北地银行所发行的货币，一定是硬通货。
北地银行发行的货币，暂定为一华币等于一美元。按照银元与美元的粗略比值，一华币相当于三个袁大头。
依照现有北地的等级设置，最低工资为五元钱，折算十五个袁大头，每个人半年的薪水三十元华币，嗯，相当于九十个袁大头。
按照六百万人付薪水的数量计算，北地政府要付出一点八亿北地华币。
据说，新成立的商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银元，最高40银元。
到1933年，商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大洋。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大洋，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
与之相比，北地的工资水平相当高，五元北地华币相当于十五个袁大头，也就是说刚才加工作的工人就相当于商海的熟练工人。
这还是最低工资，按照企业工人的等级，最高级别是十二级，其月薪是八十北地华币。而行政职务、技术以及军队职务分十八级，最高达到月薪一百六十北地华币。
可以说，北地人超级富裕。
这个时代，银元是硬通货。
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
在四川山城，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
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
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1928年，商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这个价位作为北地最低工资的工人，五个月的薪水就可以购买到手。
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商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
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
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
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
虽然大洋的购买力随着地域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终归属于“值钱”的硬通货，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点，不管是谁，只要几十块大洋花出去，一定能买到一大堆好东西。
曾经跟鲁迅齐名的反礼教斗士吴虞为例，他有妻有妾，有几个女儿，有四个仆人和一个老妈子，一家十几口人，在成都市区过小康生活，一个月下来全家买肉买菜只花22块大洋就够了（据吴虞1914年6月20号日记）。
后来他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做教授，请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稻孙等同事吃饭，在王府井大街东华饭店大摆宴席，鱼翅、鲍鱼等名贵菜品应有尽有，一顿饭也只花了25块大洋（据吴虞1922年2月26号日记）。
再后来吴虞去商海旅游，晚上入住英租界最豪华的酒店“远东饭店”，要了一所高档套房，每天房费才5块大洋（据吴虞1924年6月24号日记）。
民国前期，北大的教授生活优裕，家家都雇听差、雇保姆，甚至还雇厨子、雇车夫，全部算下来，一个月无非只要花上30块大洋的工钱（据吴虞日记）。
鲁迅在北京阜成门西三条胡同买下第二所四合院以后，把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都接过去住，并雇了三个老妈子侍候她们，每个老妈子除管吃管住以外，每个月的工钱只花两块大洋。
这说明民国时期大洋的购买力确实很强，也说明那时候老妈子的收入确实很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