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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谏官要为奉旨修建佛寺一事控诉建设部，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建筑大佬会害怕你一个小官的控诉，真是笑话！奉了灵太后懿旨的“佛寺建筑公司”成为全国第一大建筑公司，哪里听得进一个小小的谏官的话，公司老总冯亮为此嘲笑地对李玚说：
“我的大官人，建筑设计方案这是奉太后的懿旨，敕建永宁寺所要的地基一律无条件地让出，地方政府不得干预。此事就连河南尹都大力支持，你一个小小的谏官着什么急。”
这话干巴巴的不受听，气得李玚半天回不过神来，站在路基边，望着挖掘土方的施工和尚们破口大骂：“你们这些佛教就是胡教，更是吃人的鬼教。”
有了这次的不愉快，更因受到李崇表彰事件的鼓舞，同时又觉得李崇的表奏如隔靴搔痒，还没击中要害，谏官李玚决定在朝堂上狠狠的抨击灵太后痴心事佛图的事。
李玚果然在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出班启奏说：
“北魏以孝立国，先帝孝文更是至诚至孝的典范，古人言‘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莫过于绝祀，岂能因求神拜佛而弃家从教，不婚无嗣，造成绝门独户，断孝慈之根而求来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前追求渺茫的佛学玄境，其后的一切都未可预料，又怎么可能知道死后的福祚命运呢？更有为官者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更是在官场，在百姓中造成极坏的影响。长此下去，士农工商都成了和尚，国家变成了一座大教堂，不用柔然和南梁的进攻，自己都会土崩瓦解，北魏还算是国家吗？”
李玚人微言轻，他是高阳王元雍的朋友，而且是靠元雍的举荐才进入官场的，进朝堂而只是个谏官，可想而知，他的运气自然就没李崇那么好了。李崇是三朝元老，立有赫赫战功，灵太后不得不表现出听诤言、善采纳的圣明君主形象，厚赐嘉勉敢于直言的大臣李崇。而李玚出身寒门，无根无底，这种御史官员的谏言，其分量能有几斤几两，就是李玚自己也应该心中有数。
灵太后自信成为太上皇，一切皆因佛教所赐；前几天又听了昙暹对李玚的控诉，早就不满意李玚的多嘴多舌，指责说：“佛教兴起已千年，传入东土几百年，你怎么能诽谤为鬼教呢？”
李玚是个不怕死的汉子，在大殿上诤诤而言：“天谓之神，地谓之祗，人谓之鬼。‘左传’说：‘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自然，明者为堂堂，幽者为暗鬼，日出东方为明亮，日坠西域为幽暗，佛教兴于西域，称之为鬼教，实不是诽谤。”
侍中崔光是个忠臣，本来想替李玚申辩几句的，但此人惯于明哲保身，况且也认为事佛一事不过是老百姓痴妄迷信，不会伤及国本，见太后动怒，欲言又止，不再插嘴。灵太后说不过李玚，不得不没话找话地说：“李大人身为谏官，你的职责是警惕政治弊端，纠正不法。佛教之事，本来就不是你该管的，你从中挿手，这叫不务正业，处以罚金一两，作为惩戒。”
此时在中国，灵太后的痴迷佛教并非是独一无二，和灵太后同样痴迷事佛的还有南梁。
萧衍创立梁国，也认为是得力于佛祖的庇佑，萧衍事佛，甚至与灵太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全国倡导印行佛家典籍，甚至走出皇宫，舍身同泰寺，表示要当和尚，不再过问政治。
一个国家缺了皇帝怎么行，大臣们总不能三天两头地往寺庙里跑，为国家大事征求“和尚”的意见吧。万般无奈，最后还得由大臣花钱把皇帝和尚赎回去。萧衍事佛当和尚还不算是可笑的，他在皇宫里还以不吃肉，不穿绸缎，不接近女人，以此表示自己对佛教的虔诚，接受佛教的戒律。这种“形而上”的举动，就不仅是可笑，而是可恶可恨了。
皇帝事佛，上行下效，南梁一国的敬佛事佛，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南梁的国情也和北魏一样，由此出现相似的绝门独户，全家事佛的严重社会现象，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基础。
与之同样的，北魏出现了戒佛的李崇、李玚，南梁也出现了一位圣斗士范缜。
范缜是个老资格的知识分子。早在齐朝的时候，就被竟陵王萧子良邀请到王府作客，同时在座的有萧衍、沈约和范云等人。萧衍当上了梁朝的开国皇帝后，沈约、范云成为开国功臣，范缜升任尚书殿中郎。他利用自己的职位，对流行的宗教轮回、贫贱前定的因果报应谬论提出尖锐的抨击。
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而范缜却盛称无佛。为此，萧子良责难他说：“君不信佛神，不信报应福劫，那世间为啥有因果，人间为啥有贫贱呢？”
范缜指着庭前盛开的花树说：“人生就好比这棵树上的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花落时，随风飘落。有些花瓣，随风吹到厅堂，落在毡席上，坐垫上，有些吹进厕所，掉进茅坑里，这完全是偶然的，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呢？比如殿下您，生在皇家，就如飘落在毡席上、坐垫上的花瓣。而那些像下官一样的人，就犹如飘落在厕所里、茅坑中的花瓣，贫贱由此而区分，哪有什么因果呢？”这个生动的比喻，说得萧子良哑口无言。
受此事件的影响，范缜认为只是说服萧子良等人的影响实在太小，必须著书立说，对佛教理论来一次彻底的扫荡。于是，精研数年，写出了著名的《神灭论》。这书以问答方式解析疑难。明白通晓，颇有点像今天的“答记者问”。
此书批判神灵不灭的谬论，指出信佛的动机是由于“自私的打算过多，救人的意思太少”，揭露佛教教义从原始的积德行善演变为“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吓唬人，用夸大的言词引诱人，用天堂的快乐招引人。”使得“家家骨肉分离，人人子嗣灭绝”。“粮食都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富被奢侈的寺院建筑耗尽。”
《神灭论》的问世，在南北两朝引起极大的震动，特别是文章的宗旨：“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观点，对后世的哲学、文化学、中医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只是在两千年来的哲学界，范缜这样的圣斗士一枝独秀，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鲁迅先生曲高和寡的悲哀，恰好是圣斗士无可奈何的悲哀。
《神灭论》传到洛阳，不断有大臣上书指责北魏在灵太后的纵容下事佛崇佛；并对其造成的劳民伤财提出质疑。佛教这么好，怎么不断的受到大臣的指责呢，灵太后也就犹豫疑惑了。沙门统（佛教协会主席）昙暹见此情况对灵太后说：
“怎么能没有神呢，释迦牟尼就是最大的神，领导着西方诸神和众多金钢。太后若派使者出游西方佛国，一定会请得佛神、经书来到东土魏国。此举也算是弘扬佛法，成大功果的善事，定会庇佑太后福祚长久，国运永盛。”
灵太后没想到世上居然还有这种“投资少，见效快”的好事，当即选出精通佛学理论的官员宋云为团长，以昙暹的徒弟惠生为副团长的和尚求佛代表团出使西域。
一行几十人的庞大代表团，携带大量奇珍异宝，告别洛阳，踏上西出阳关的征程。沿途风沙烈日，被盗贼劫掠，受饥渴摧残，不少和尚半路上就疲累疾病死亡，路死沟埋。剩下的人过火焰山，穿沙漠瀚海，到达印度时，只剩下几个命大的和尚，在“西天”求得佛家经典四百多卷，完成了自张骞出使西域后的又一次壮举。这比“西天取经”的玄奘早了一百五十年。
北魏各地建筑庞大的佛寺群，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劳力，灵太后不得不削减财政支出。她为了将更多的钱投入佛寺，居然削减军费开支，减少行伍中提升武官的数量，减少军功的赏赐，削减战争伤残军人的抚恤，弄得军队中不满情绪在慢慢地发酵。
尚书左丞卢同负责对历年军功受勋奖赏官员的审核，从校阅的吏部勋书中发现不少问题，几本吏部勋书，近一千名因功提升的官员中，竟然有三百多人冒领军功，提升官阶。军队内部的弄虚作假居然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不能不提请灵太后注意。
卢同启奏说：“微臣校阅吏部和中兵二局的功勋薄册，发现很多假冒斩敌首级的军官，靠老百姓和部下的脑袋冒充敌人首级，为此升官，对这些官员，应该一律予以清退。今后应该建立一种制度，杜绝这种事件的发生。微臣以为，吏部应该制定专门的勋牌，烙上火印，对斩敌首级一阶以上者，授以勋牌，从中剖开，一分为二，一半给受勋者，一半留中兵二局，以防假冒。”
卢同的建议是否可行，是否必行，对军队的改革将怎样进行，不懂军事的灵太后确实是一问三不知。前段时间因六镇戍守将士的纪律泛散，纷纷从事第二职业的问题，至今还没弄出个妥善的方案，而今又冒出个假冒军功的问题，灵太后无话可说，只能点头应允。
元匡自升为御史中尉，还没找到显示自己才华的机会，这时见卢同所奏勋功一案出尽了风头，也就抓住不放，出班启奏说：
“军队里杀人冒充敌人首级获取军功的事并非近年才有，而是历年积弊。冒功受勋，审核不严，吏部、中兵二局，行军台司都有责任，不能只是清退假冒军功的官员，一退了事。这些人和这些负责部门的主官都不能放过，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
灵太后此时困倦了，很想回家去搂着元怿好好地睡一觉，打了个呵欠，就要草率地同意元匡的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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