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三六章 事佛图司事糊涂之人神之争

草海之文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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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谏官要为奉旨修建佛寺一事控诉建设部,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建筑大佬会害怕你一个小官的控诉,真是笑话!奉了灵太后懿旨的“佛寺建筑公司”成为全国第一大建筑公司,哪里听得进一个小小的谏官的话,公司老总冯亮为此嘲笑地对李玚说:

    “我的大官人,建筑设计方案这是奉太后的懿旨,敕建永宁寺所要的地基一律无条件地让出,地方政府不得干预。此事就连河南尹都大力支持,你一个小小的谏官着什么急。”

    这话干巴巴的不受听,气得李玚半天回不过神来,站在路基边,望着挖掘土方的施工和尚们破口大骂:“你们这些佛教就是胡教,更是吃人的鬼教。”

    有了这次的不愉快,更因受到李崇表彰事件的鼓舞,同时又觉得李崇的表奏如隔靴搔痒,还没击中要害,谏官李玚决定在朝堂上狠狠的抨击灵太后痴心事佛图的事。

    李玚果然在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出班启奏说:

    “北魏以孝立国,先帝孝文更是至诚至孝的典范,古人言‘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莫过于绝祀,岂能因求神拜佛而弃家从教,不婚无嗣,造成绝门独户,断孝慈之根而求来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前追求渺茫的佛学玄境,其后的一切都未可预料,又怎么可能知道死后的福祚命运呢?更有为官者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更是在官场,在百姓中造成极坏的影响。长此下去,士农工商都成了和尚,国家变成了一座大教堂,不用柔然和南梁的进攻,自己都会土崩瓦解,北魏还算是国家吗?”

    李玚人微言轻,他是高阳王元雍的朋友,而且是靠元雍的举荐才进入官场的,进朝堂而只是个谏官,可想而知,他的运气自然就没李崇那么好了。李崇是三朝元老,立有赫赫战功,灵太后不得不表现出听诤言、善采纳的圣明君主形象,厚赐嘉勉敢于直言的大臣李崇。而李玚出身寒门,无根无底,这种御史官员的谏言,其分量能有几斤几两,就是李玚自己也应该心中有数。

    灵太后自信成为太上皇,一切皆因佛教所赐;前几天又听了昙暹对李玚的控诉,早就不满意李玚的多嘴多舌,指责说:“佛教兴起已千年,传入东土几百年,你怎么能诽谤为鬼教呢?”

    李玚是个不怕死的汉子,在大殿上诤诤而言:“天谓之神,地谓之祗,人谓之鬼。‘左传’说:‘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自然,明者为堂堂,幽者为暗鬼,日出东方为明亮,日坠西域为幽暗,佛教兴于西域,称之为鬼教,实不是诽谤。”

    侍中崔光是个忠臣,本来想替李玚申辩几句的,但此人惯于明哲保身,况且也认为事佛一事不过是老百姓痴妄迷信,不会伤及国本,见太后动怒,欲言又止,不再插嘴。灵太后说不过李玚,不得不没话找话地说:“李大人身为谏官,你的职责是警惕政治弊端,纠正不法。佛教之事,本来就不是你该管的,你从中挿手,这叫不务正业,处以罚金一两,作为惩戒。”

    此时在中国,灵太后的痴迷佛教并非是独一无二,和灵太后同样痴迷事佛的还有南梁。

    萧衍创立梁国,也认为是得力于佛祖的庇佑,萧衍事佛,甚至与灵太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全国倡导印行佛家典籍,甚至走出皇宫,舍身同泰寺,表示要当和尚,不再过问政治。

    一个国家缺了皇帝怎么行,大臣们总不能三天两头地往寺庙里跑,为国家大事征求“和尚”的意见吧。万般无奈,最后还得由大臣花钱把皇帝和尚赎回去。萧衍事佛当和尚还不算是可笑的,他在皇宫里还以不吃肉,不穿绸缎,不接近女人,以此表示自己对佛教的虔诚,接受佛教的戒律。这种“形而上”的举动,就不仅是可笑,而是可恶可恨了。

    皇帝事佛,上行下效,南梁一国的敬佛事佛,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南梁的国情也和北魏一样,由此出现相似的绝门独户,全家事佛的严重社会现象,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基础。

    与之同样的,北魏出现了戒佛的李崇、李玚,南梁也出现了一位圣斗士范缜。

    范缜是个老资格的知识分子。早在齐朝的时候,就被竟陵王萧子良邀请到王府作客,同时在座的有萧衍、沈约和范云等人。萧衍当上了梁朝的开国皇帝后,沈约、范云成为开国功臣,范缜升任尚书殿中郎。他利用自己的职位,对流行的宗教轮回、贫贱前定的因果报应谬论提出尖锐的抨击。

    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而范缜却盛称无佛。为此,萧子良责难他说:“君不信佛神,不信报应福劫,那世间为啥有因果,人间为啥有贫贱呢?”

    范缜指着庭前盛开的花树说:“人生就好比这棵树上的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花落时,随风飘落。有些花瓣,随风吹到厅堂,落在毡席上,坐垫上,有些吹进厕所,掉进茅坑里,这完全是偶然的,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呢?比如殿下您,生在皇家,就如飘落在毡席上、坐垫上的花瓣。而那些像下官一样的人,就犹如飘落在厕所里、茅坑中的花瓣,贫贱由此而区分,哪有什么因果呢?”这个生动的比喻,说得萧子良哑口无言。

    受此事件的影响,范缜认为只是说服萧子良等人的影响实在太小,必须著书立说,对佛教理论来一次彻底的扫荡。于是,精研数年,写出了著名的《神灭论》。这书以问答方式解析疑难。明白通晓,颇有点像今天的“答记者问”。

    此书批判神灵不灭的谬论,指出信佛的动机是由于“自私的打算过多,救人的意思太少”,揭露佛教教义从原始的积德行善演变为“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吓唬人,用夸大的言词引诱人,用天堂的快乐招引人。”使得“家家骨肉分离,人人子嗣灭绝”。“粮食都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富被奢侈的寺院建筑耗尽。”

    《神灭论》的问世,在南北两朝引起极大的震动,特别是文章的宗旨:“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观点,对后世的哲学、文化学、中医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只是在两千年来的哲学界,范缜这样的圣斗士一枝独秀,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鲁迅先生曲高和寡的悲哀,恰好是圣斗士无可奈何的悲哀。

    《神灭论》传到洛阳,不断有大臣上书指责北魏在灵太后的纵容下事佛崇佛;并对其造成的劳民伤财提出质疑。佛教这么好,怎么不断的受到大臣的指责呢,灵太后也就犹豫疑惑了。沙门统(佛教协会主席)昙暹见此情况对灵太后说:

    “怎么能没有神呢,释迦牟尼就是最大的神,领导着西方诸神和众多金钢。太后若派使者出游西方佛国,一定会请得佛神、经书来到东土魏国。此举也算是弘扬佛法,成大功果的善事,定会庇佑太后福祚长久,国运永盛。”

    灵太后没想到世上居然还有这种“投资少,见效快”的好事,当即选出精通佛学理论的官员宋云为团长,以昙暹的徒弟惠生为副团长的和尚求佛代表团出使西域。

    一行几十人的庞大代表团,携带大量奇珍异宝,告别洛阳,踏上西出阳关的征程。沿途风沙烈日,被盗贼劫掠,受饥渴摧残,不少和尚半路上就疲累疾病死亡,路死沟埋。剩下的人过火焰山,穿沙漠瀚海,到达印度时,只剩下几个命大的和尚,在“西天”求得佛家经典四百多卷,完成了自张骞出使西域后的又一次壮举。这比“西天取经”的玄奘早了一百五十年。

    北魏各地建筑庞大的佛寺群,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劳力,灵太后不得不削减财政支出。她为了将更多的钱投入佛寺,居然削减军费开支,减少行伍中提升武官的数量,减少军功的赏赐,削减战争伤残军人的抚恤,弄得军队中不满情绪在慢慢地发酵。

    尚书左丞卢同负责对历年军功受勋奖赏官员的审核,从校阅的吏部勋书中发现不少问题,几本吏部勋书,近一千名因功提升的官员中,竟然有三百多人冒领军功,提升官阶。军队内部的弄虚作假居然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不能不提请灵太后注意。

    卢同启奏说:“微臣校阅吏部和中兵二局的功勋薄册,发现很多假冒斩敌首级的军官,靠老百姓和部下的脑袋冒充敌人首级,为此升官,对这些官员,应该一律予以清退。今后应该建立一种制度,杜绝这种事件的发生。微臣以为,吏部应该制定专门的勋牌,烙上火印,对斩敌首级一阶以上者,授以勋牌,从中剖开,一分为二,一半给受勋者,一半留中兵二局,以防假冒。”

    卢同的建议是否可行,是否必行,对军队的改革将怎样进行,不懂军事的灵太后确实是一问三不知。前段时间因六镇戍守将士的纪律泛散,纷纷从事第二职业的问题,至今还没弄出个妥善的方案,而今又冒出个假冒军功的问题,灵太后无话可说,只能点头应允。

    元匡自升为御史中尉,还没找到显示自己才华的机会,这时见卢同所奏勋功一案出尽了风头,也就抓住不放,出班启奏说:

    “军队里杀人冒充敌人首级获取军功的事并非近年才有,而是历年积弊。冒功受勋,审核不严,吏部、中兵二局,行军台司都有责任,不能只是清退假冒军功的官员,一退了事。这些人和这些负责部门的主官都不能放过,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

    灵太后此时困倦了,很想回家去搂着元怿好好地睡一觉,打了个呵欠,就要草率地同意元匡的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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