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

郭亚平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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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早已远离京城、担任河北都转运使的欧阳修,眼见当初新政一切努力都功亏一篑,痛心疾首之下,这位忠正梗直、已不在谏职的大宋志士,违背了自己当初离京时不越职言事的诺言,慨然上书仁宗:

    自朝廷向诸路派出按察使以来,虽然没有见到太大的成效,但那些老病昏昧的官员望风而惧,这段时间退休的人逐渐增多,州县吏治眼看到了大见成效的时候,朝廷这时候却停下了改革步伐,请两府下命令,让那些上书指责新政的人到中书,问问他们是哪一路按察使挟私报复,如果确有这样的人,请下有司辩审清楚,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就是造谣中伤,朝廷近来下达给按察使的敕书乞请收回,不要让天下百姓认为朝廷出尔反尔,自己取消了按察制度,从而让那些贪赃老缪官员们高兴。

    然而这一次,仁宗皇帝再也不象当初欣赏欧阳修时,不无得意地说“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时的得意了,欧阳修这封奏章递上去一如泥牛入海,没有了消息。

    宋仁宗庆历四年九月,首被新政大员委任的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张温之,因处置河北保州士兵叛乱一事,和沿边都巡检扬怀敏发生争执,张温之被流言陷害,降知虢州。

    这是新政实施以来,派出的按察使中第一个被处分的人。

    同月,一直对改革保持低姿态的宰相、富弼的老丈人晏殊,因没有接受谏官孙甫、蔡襄要求留下欧阳修的奏请,在孙甫、蔡襄再次翻出他当年撰写李宸妃墓志,不写诞育圣躬,及私自派士兵为自己整修宅院后,也被免职罢相,出知颖州。而这一切都表明,庆历新政的大员们已是风光不再,走进了穷途末路的死胡同。

    应当说,如果不是此时夏、辽之间正进行战争,及宋、夏议和尚未最终形成定局,宋仁宗为防不测发生,不想大幅度调整内阁成员,以免引起帝国内部混乱,那新政大员们可能早就已经被赶出中央了,因而,从某种概念上说,是夏、辽两国之战和宋、夏议和,才使得改革派们暂时还在苟延着残喘。

    宋仁宗庆历四年九月,西夏派出的议和使臣再次来到京城开封。同月,宋仁宗改组中央内阁,以枢密使、吏部侍郎杜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以原参知政事贾昌朝充枢密使。而贾昌朝留下的空缺,仁宗皇帝则调来了原二府老臣、现在知青州的陈执中来担任。

    仁宗皇帝这个安排不能不说是别有深意,那就是,仁宗皇帝有心要起用当初受新政大员们一致排挤的夏竦了,他要为起用夏竦在人事上做一个相应的安排。

    宋仁宗不英明,否则,他也不会有始无终、对新政大员先是倚之何重,后来又弃之何切。但宋仁宗对驾驭帝王之术却不陌生,而且经过新政精英们这次同朝共事,仁宗皇帝更加坚信了一点:那就是为帝王者,最高明的统治手段,莫过于在朝臣相互攻讦中找到平衡点,那样,做皇帝的便只须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纵览朝中风云变幻,坐看朝臣相互制衡,只要做到这一点,天子就能挥撒自如、游刃有余。陈执中当初经略陕西时,和夏竦两个人可是针尖对着麦芒的,而且又是一个颇有政治经验的老臣,论政治手段,陈执中足以和未来的夏竦抗衡,给自己提供一个平衡点。

    宋仁宗招陈执中进京的安排,再次招来了苟延残喘的谏院官员反对。直使馆蔡襄、谏官孙甫,还想重演当初赶走夏竦的老剧目,上书仁宗,力言陈执中刚愎自用,不学无术,不可担任执政。

    但此一时、彼一时,时过境迁,今天的宋仁宗已不是当初对言官言听计从的宋仁宗,于是,就在谏管的反对声中,宋仁宗愤然派出中使,带着委任陈执中为参知政事的敕告急赴青州,并让中使告诉陈执中:“朕用卿,举朝皆以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

    第二天,当谏官们上殿,仁宗皇帝带着满脸不屑的冷笑,抢先拉出话头:你们是不是又来对朕说,陈执中这个人不可用啊?可是朕已经派中使召他进京了!

    似乎谏官们从未见仁宗皇帝有过如此神情,面对天子的威严,谏官们退却了,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就在仁宗皇帝一改过去从谏如流、在陈执中任用上大行独裁的时候,宋、夏两国的议和条约也到了最后的签署阶段。宋仁宗庆历四年十月,西夏元昊送来了议和誓表,答应对宋称臣,两国和约规定:

    大宋帝国每年赐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

    西夏向宋进奉乾元节(皇帝生日)时,再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

    来贺正旦(春节),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

    中冬赐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及赐臣(指元昊)生日礼物银器两千两;细衣等一千匹;杂帛两千匹。

    至此,宋、夏历时一年之久的议和,终于随着元昊和宋仁宗的各自让步而达成了协议。

    大宋王朝抗御西夏的战争至此算是暂告了一段落,由此引发的大宋王朝旨在富国强兵的庆历新政,也至此终于走到了尽头。

    然而,新政首脑们的行政职位,现在尚未退出帝国政治舞台:

    范仲淹,仍然是帝国中央内阁的参知政事。

    富弼,也仍然是帝国中央内阁的枢密副使。

    还有新任首相杜衍。

    不知杜衍是出于对当初宋仁宗推行新政、曾下手诏给他的感激?还是出于对新政发自内心的支持?抑或,是他当初在三司负责裁减冗吏,对国家养着那么多无所事事的官员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一心要为了国家?因而,杜衍自担任首相后,竟然死抓着“抑侥幸”不放,屡次封还仁宗皇帝内降给某些人授职的恩旨,以至于宋仁宗不止一次感叹:外人知道杜衍封还了内降,其实,凡是有求于朕的,朕每次都因为杜衍不好通融,打发回去的人远比他封还的多的多!

    庆历新政已经是日暮西山。

    新政的支持者们,也必须接受这个严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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