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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仁宗皇帝不接受韩琦辞职是出于什么样一种考虑。
是韩琦没有受到太多人的指责？
还是宋仁宗对韩琦有深刻了解，从他《乞别白朋党奏》中印证了韩琦没有深陷朋党之中？
或者，是此时宋仁宗还没有考虑好怎么安置几位新政大员？
要么就是仁宗皇帝不想让人看到他对新政大员多么无情？
反正，韩琦想远离朝廷是非的希望这一次并没能实现。
对仁宗皇帝不批准自己辞职的“隆恩”，韩琦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莫名的感谢，又有无奈的遗憾，还有说不出的傍徨、忧虑。从韩琦《迁葬求郡谢赐批答不允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韩琦这种心情的流露：
伏蒙圣慈以臣上表陈乞知相州，或近乡里一郡，躬亲营护坟域，特降诏旨不允，许臣襄宅有期，即当暂往者。请郡以奉先茔，虽违素愿；赐告以护亲葬，亦示优恩，粗安人子之诚，特出圣宸之惠，中谢。伏念臣向繇睿选，擢贰枢庭，方图报以尽勤，敢求安而自逸？盖以早从稚岁，二亲则亡，暨窃荣阶，诸兄继谢，比缘西事，久在兵间，顾封树之未谐，每肺肝之如割……臣尝私自省度……处近位而求便假，必物议之有云，与其贪宠以抑情，孰若避贤而申志？是以辄由衷而露奏，冀解职以为藩。岂谓伏蒙尊号皇帝陛下念进退之非轻，欲公私之克济，曲颁纶诏，亲谕玉音，俾襄事之如期，即驰驺而暂往，感深存殁，荣耀缙绅，敢不砥节愈坚，挺身思奋！他人之惮行者，臣不惮，他人之难言者，臣必言，倘犬马之未先，誓靡捐而无避。
韩琦在谢表中流露出了想辞去枢密副使，离开京城，并表达了自己为报仁宗知遇之恩，将行别人不敢行之事，方别人不敢言之言，为国尽忠尽职、不避嫌疑的意思。
宋仁宗庆历五年正月，就在帝国政坛一片风雨飘摇之时，韩琦离开京城开封，暂假回乡得护亲葬。
这也是韩琦自天圣五年踏入仕途后，第一次返回自己的故乡相州：“早从稚岁，二亲则亡，暨窃荣阶，诸兄继谢，比缘西事，久在兵间。”
自天圣五年踏入仕途，除了母亲亡故有过三年丁忧之外，十七年来，一代名臣韩琦为大宋帝国披肝沥胆，尽忠王事，未曾有片刻闲暇去顾及先人和诸兄子侄的亡灵。“顾封树之未谐，每肺肝之如割”。一直到了今天，韩琦才得以亲祀祖茔，完成这桩为人之子的心愿。
在这次迁葬时，韩琦亲自撰写了母亲《太夫人胡氏墓志铭》；《长兄德清尉墓志铭》；《二兄监簿以下墓志铭》；《三兄司封行状》；《五兄著作墓志铭》；《侄太常寺太祝直彦墓志铭》；《新妇贾氏墓志铭》，聊以慰籍诸亡灵。
宋仁宗庆历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韩琦亲奉父亲韩国华、仁寿郡太夫人罗氏、生母太宁夫人胡氏，归厝于相州安阳县新安村，韩琦诸兄侄子等皆从葬，入土为安，韩琦并作《志石盖记》，详细记述了韩氏各人安葬的位置：
琦始谋奉考妣归葬相州，不敢远祖茔而忘故里也。得释保聪，善地理学，遣侄公彦同往视焉，不旬日，得地于安阳县新安村之水冶为吉。乃作东西二茔，茔各三穴。西茔之壬，安皇考太师、皇妣仁寿郡太夫人、所生太宁郡太夫人；庚，安太师长子德清尉，子从葬；丙，安太师第三子司封、夫人寿春县君李氏，长女未笄而亡，从葬焉；东茔之庚，安太师第二子监簿、第四子孟州司法，司封之长子、监簿景融从葬焉；壬，安太师第五子著作；丙，安德清长子、太常寺太祝公彦妻贾氏。以庆历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掩圹，诸茔各有铭志。今但述安神之次叙，刻于太师志石之盖，以永终古。
子枢密副使、光禄大夫、右谏议大夫、上柱国琦谨记
在这次迁葬中，惟一让韩琦遗憾的是，韩氏曾祖的墓茔虽然在韩氏家集中有记载，但直到此时，具体的位置还是没有找到。
韩琦在相州完成了安葬父母兄弟亡灵的夙愿，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此时已经远离的京城开封，正在进入暴风雨来临的前夜。
新政大员中，最先想要激流勇退的不是韩琦，而是此刻避祸陕西的参知政事范仲淹。
自从范仲淹离开京城，仁宗皇帝接二连三的举措，无一不让决心励精图治的范仲淹寒心。应当说，从范仲淹和老宰相吕夷简见过面之后，范仲淹可能就已萌生了退意，接着，朝廷中又发生了他推荐的一批馆阁清流被贬出京城之事，这就更让范仲淹坚定了离开中央、离开京城的决心。
庆历四年十一月，范仲淹向仁宗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请求准许他辞去参知政事职务，专心一意知邠州。
按仁宗皇帝当时的意思，范仲淹既然上书请辞，那就顺坡下驴，接受他的辞职就行了。然而，自新政实施以来，一直蛰伏的首相章得象，可能是觉得他出山的时机已到，终于开始出手了。
章得象，不愧老谋深算的政客，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阴险至极。章得象对仁宗皇帝说：范仲淹在士大夫中素有虚名，一请罢职陛下就予以批准，恐怕天下人都会说陛下轻黜贤臣，不如先赐诏不允，如果范仲淹见了陛下不允辞职的诏书后上表谢恩，那么足证范仲淹这是在要胁君王，那时再罢他的职也不晚。
宋仁宗接受了章得象的建议，于是下诏给范仲淹，不允许他辞掉参政之职。
范仲淹秉性梗直，自己从无害人之意，自然也就不会想到别人会有害己之心，否则他也不会在仕途上屡遭坎坷、数次被贬了。
范仲淹坦荡君子，他辞职本就不是故做矫情，更不会想到堂堂一个仁宗皇帝和堂堂一个帝国首相，会联合起来给他设置这样一个简单的阴谋。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或许是范仲淹对新政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眼见仁宗皇帝赐诏不允许他辞职，范仲淹心中那种天子还要继续实施新政的想法便占了上风，范仲淹果然便向仁宗皇帝上了一道谢表，这让仁宗皇帝坚信了章得象的判断，认为范仲淹辞职，果然是在要胁天子，从而为范仲淹的最终罢职奠定了基础。
而此时的范仲淹还没有意识到，帝国首相章得象正张开了一张比御史中丞王拱辰更大的网，几乎是要在一夕之间，将他和富弼、杜衍给一网打尽。
就在范仲淹上表，感谢仁宗皇帝不允许他辞职的时候，宣抚河北的富弼完成使命回京，即将到达京城。章得象担心富弼回京，一定会在仁宗皇帝面前替范仲淹说好话，而软耳朵的宋仁宗很可能会因此改变对范仲淹看法，因此，章得象立刻指使右正言钱明逸上书弹劾富弼，于是，又一份极尽构陷之词的奏章，就在富弼行将入京时，不失时机地递到了仁宗皇帝的御案前。
钱明逸在奏章中指责富弼实施新政时，把朝廷秩序搞的乱七八糟，所推荐的人都是朋党关系，对归附自己的人竭力扶之上位，不归附的人则全力排斥，满朝文武都害怕富弼，和范仲淹是一模一样；又说江范仲淹去年受命宣抚陕西、河东，听说朝廷下诏戒励朋党后，心里害怕自己暴露，谎称有病就医，结果朝廷对他并没有什么安排，于是请求辞去参知政事，单知邠州，以退为进要胁朝廷，想以此巩固自己地位、阻止人言，其欺诈的意图十分明显，请早日罢免他们的职务。
离地三尺有神明！
并非是钱氏的满纸谎言欺骗了宋仁宗，而是钱氏这通谎言恰恰迎合了宋仁宗所思所想，于是，庆历新政两位首要大员的悲剧就此注定。
宋仁宗于接到钱氏奏章的同日下诏：
范仲淹罢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
富弼罢枢密副使，为京西路安抚使，知郓州。
也就是在这天夜里，帝国已经上锁的学士院内，一盏鬼火般的油灯下，学士承旨丁度奉仁宗皇帝诏命，连夜起草了罢免杜衍的制书，而杜衍，对此却还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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