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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kongwei"></div><div class="ad250left"><script>ads_yuedu_txt();</script></div> 回到睢阳以后，戴言就向管家了解最近发生的大事。随后他就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魏齐两国已经预备相王。
戴言从来到了这个时代以后就开始以这个时代的思维来思考问题，他当然知道魏国与齐国相王将会是多么轰动天下的大事。王即是天子的象征，是最高的尊号。诸侯们统治国家的法理从何而来？周王做为上天的儿子，承天命而统治整个天下。然而周王一个人分身乏术，管理不了这么大的地盘，于是就分封诸侯来代替他管理。这就是各诸侯国合法性的来源。无论是三家分晋，还是田氏代齐，韩、赵、魏、齐这些国家的合法性最终都要来源于天，来源于天子的分封。周天子就算再怎么落魄，只要诸侯们还承认他是天子，这个王也还是有号召力的。
如今天下的大国齐国与魏国互相称王，这其实已经是开始改变整个天下诸侯国的合法性了。国家之间的合法性从此不再来源于天，不再来源于天子，而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承认。
当然这些变动暂时还不会影响到各国的民心，对于宋国这种公族权力和神权都特别强大的国家，目前的影响就更是微小了。戴言考虑得更深的，则是魏齐两国相王对于宋国的实际影响。
宋国历来的外交政策很简单：不结盟，朝三国。自打晋国崩溃以来，天下间的战争愈加激烈。宋国有感于自身地理位置敏感，周边三个强国魏、齐、楚都是虎视眈眈，于是历来奉行不结盟的孤立政策，不得罪于任何一国；同时为了宋国自身的安全，宋国同时向魏、齐、楚三个国家朝贡，这也就是朝三国。
先秦时期的朝贡可绝对不像是后世明清那样，天朝上国所奉行的“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此时的朝贡可是有着强烈的功利化的动机和对于利益的需求。子产执掌郑国权力之时，就曾经强烈反对当时的霸主晋国对郑国的“索贡”，并写信给当时的晋国执政请求减少郑国的贡赋。而晋国六卿之间互相征伐时，对小国的外交权也是其互相争夺的重要权力。其实中国人历来都不傻，自先秦到唐，朝贡都绝对不是亏本的买卖。
朝贡贸易第一次出现逆转，那就是北宋的事了。北宋与辽签订檀渊之盟以后，不得不向辽国供奉岁币。对于檀渊之盟这种城下之盟，简直就是对皇帝最大的羞辱。像这种事放在汉唐，匈奴和突厥也曾经令中原王朝蒙羞，于是皇帝隐忍，百姓同心积蓄力量，最终反击灭匈奴突厥以洗刷耻辱。北宋实在是一个奇葩的王朝，它的军事弱小，然而它在经济和文化上太强大了，文人们掌控了整个国家，同时也掌握了整个东亚的舆论话语权。对于文人们来说，皇帝屈辱不屈辱无所谓，只要不损害到我们的利益就是了。如果皇帝觉得屈辱了，那我们帮您吹吹风，你不就觉得不屈辱了吗？他们也不想着怎么报复辽国，收复燕云，他们把岁币改称为岁赐，把这种屈辱的行为也作为朝贡的一种——反正都是礼物的交换嘛。无非是你给我们一匹马，我们回赐给你们这些蛮夷绢银三十万匹。而国家的损失与他们何干？后来对西夏也是这样。而且在他们看来，他们这绝对不是屈辱，相反他们仅仅用这么点钱就维持了和平，这是功绩啊，这哪里是屈辱呢？
后来明清建立时就沿袭了宋朝的朝贡贸易，开始奉行“厚往薄来”的朝贡政策。宋朝的朝贡贸易虽然确实是亏本的，文人们拿此来做粉饰。然而宋朝的商人们从辽和西夏的榷场贸易中却是赚了的，总体上来说，宋朝对外的贸易，国家受损失，商人则大发横财。而明清的朝贡贸易则纯粹就是皇帝花钱买虚荣心了，国家和百姓都没有从这种贸易中获得任何好处，这是纯粹的亏本买卖。在最厉害的时候，与中国的朝贡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们为了争夺朝贡权，其使团甚至在宁波发生过激烈的火拼。
此时的宋国奉行“朝三国”的政策当然不是后世那种火拼都要抢来的朝贡贸易，这实在是处于强国夹缝中的不得已之举。而且像这种政策对于整个宋国来说都是极大的损失和屈辱。向三个国家朝贡，其每年所占的花费几乎相当于整个宋国财税的三成，这笔花费是要摊在整个宋国身上的。从国君到公族乃至庶民，无人可以幸免。宋国原本做为地位尊贵的公族大国，到了此时却不得不去掉“公国”的尊号，国君连带整个国家都要低三国一等。执行这种政策，整个国家的利益受损，国家的尊严也受损，名利皆损，对于宋国实在是一种屈辱得不能再屈辱的政策了。
然而纵然是如此屈辱，宋国依然还有值得骄傲的地方——那就是宋国始终保持着独立，没有成为一个附庸国。如今的天下，历史悠久的大国里，还能保有如此地位的也不多了。就像与宋国相邻的卫国，虽然一样是人才辈出，然而如今却已完全成为了魏国的附庸。宋国周边的国家里，鲁国也好，邹国也好，也都沦为齐国的附庸了。这些国家，内政外交已经全部被大国所操控，其最终的命运就像薛国一样，只待时机成熟，大国君主一封诏令，整个国家从此就不复存在了。
第二日，戴言和众臣一起参加了朝会。宋君子喜是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面容方正，显得极有威严。而在场的所有宋国重臣中，有三个人最为戴言所重视。
其中之一为乐氏家主乐成，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他是戴族乐氏的家主，宋国大司城，宋国之相。乐氏与子偃所在的皇氏同为宋戴公的后代，其也是戴族的一支。乐氏家族曾经多次执掌宋国国政，在宋国势力极大。乐成可以说是整个宋国除了国君之外权力最大的人。
另一个乃是向氏家主向舍。向氏乃是宋桓公的儿子子肸的后代，子肸被宋国人称为向父，其后代就以向为姓了。向氏也曾经是宋国的强卿之一，在两百多年前华氏和向氏所代表的桓族极为强势，宋国除了戴桓二族几乎没有其他公族的立足之地。在后来的华向之乱中，华氏被彻底赶出了宋国，向氏的力量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桓族从此没落。然而经过了华向之乱，戴族也看清楚了宋国真正的力量——那些忠于国君的没落公族。这些没落公族们虽然力量分散在各地，然而其集合起来的力量却超过专权的戴族与桓族。由此戴族也认清了现实，不敢做得太过分，于是把向氏的残余力量做为一面旗帜竖立起来，以作为戴族团结宋国各公族的证明。向氏家主向舍身任宋国的大司马，执掌军权，而其背后却有着大大小小的宋国公族，力量也不可小觑。
最后一个为戴言所瞩目的人则是华戎。此人出身在楚国，是当年华向之乱后流落楚国的宋国权臣华元之后。此人五十多岁，乃是宋君子喜的谋主，戴氏取宋这整套计划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其目前身任宋国司寇，掌管司法。然而睢阳人都知道，宋国的各种大政其实多是出自此人的手笔。
宋君子喜看着殿中的众位宋国重臣，基本上宋国所有的实权派人物都到了。他淡淡的说道：“今日召集众位回都，实在是有重大事情需要与众位商议。各位应当知道，魏齐两国已经决定相王。而正式的地点已经确定了，就在我宋国北面的薛国，当然现在已经成为齐国的薛邑了。敢问各位对此有何看法呢？”
萧邑大夫石万首先站出来说道：“魏、齐相王，上不容于天子，下不容于诸国，违逆天下人心，臣以为其行此逆天之事，必不能成，君上不必担忧。”
戴言仿佛看傻子一样的看着这石万，这是在说废话么？然而令他惊奇的事还在后面，自这石万出口以后，彭城大夫、陶邑大夫均开口了，而且其意思竟然都与石万的观点类似，都是认为相王之事不能成，宋国不必担忧的意思。戴言都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的这么乐观的想法？
宋君子喜见到此景，微不可察摇了摇头，而后又问向司马向舍：“未知司马对此如何看？”
向舍本来一直保持沉默，见到国君突然发问，他立即站出来道：“魏齐相王，此乃魏国与齐国两国之大事；明为相王，实际上则是两国划分势力范围。各邑大夫皆认为相王之事不成，君上不必为此担忧，此论荒谬至极。我宋国间于魏齐之间，魏与齐共订盟约，划分势力范围，则我宋国之命运必受他国摆布。我宋国之所以不结盟而朝三国，即是为保我宋国不至于像卫、邹、鲁那样沦为他国之附庸。而今就是我宋国生死存亡之时，臣下建议我宋国应当立刻改革军制，强我宋军，否则我宋国就等着被齐国灭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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