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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里德驾驶陆地巡洋舰，缓缓开上瓦兹尔·阿克巴·汗区一座大房子的车道。那座院子在十五号街，迎宾大道，柳树的枝条从围墙上伸出来，法里德把车停在柳阴下。他熄了火，我们坐了那么一分钟，听着发动机嘀嘀的冷却声，没有人说话。法里德在座位上转动身子，拨弄那把还挂在点火锁孔的钥匙。我知道他心里有话要对我说。
“我想我会留在车里等你。”他最后说，语气有点抱歉。他没有看着我，“这是你的事情。我……”
我拍拍他的手臂。“你替我做的事情，比我付钱请你做的还多。我没想过要你陪我进去。”但我希望自己不用独自进去。尽管已经知道爸爸的真面目，我还是希望他现在就站在我身边。爸爸会昂首挺胸走进前门，要求去见他们的头目，在那些胆敢拦住去路的人胡子上撒尿。可是爸爸死去很久了，长埋在海沃德一座小小墓园的阿富汗区。就在上个月，索拉雅和我还在他的坟头摆一束雏菊和小苍兰。我只有靠自己了。
我下车，走向那房子高高的木头大门。我按下门铃，但没有反应——还在停电，我只好嘭嘭敲门。片刻之后，门后传来短促的应声，两个扛着俄制步枪的男人打开门。
我看了看坐在车里的法里德，大声说：“我会回来的。”但心里却是忐忑不安。
持着枪械的家伙搜遍我全身，拍拍我的腿，摸摸我的胯下。其中一个用普什图语说了几句，他们两个哈哈大笑。我们穿过前门。那两个卫兵护送着我，走过一片修剪齐整的草坪，经过一排植在墙边的天竺葵和茂密的灌木丛。远处，在院子尽头，有一泵摇井。我记得霍玛勇叔叔在贾拉拉巴特的房子也有这样的水井——那对双胞胎，法茜拉和卡丽玛，还有我，经常往里面丢石头，听它落水的声音。
我们走上台阶，进入一座装潢精美的大房子。我们穿过门廊——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阿富汗国旗，那两个男人带我上楼，走进一间房子，里面摆放着一对翠绿色的沙发，一台大屏幕电视摆在距离颇远的屋角。墙上钉着绣有麦加地图的祷告地毯。年纪较大那人用枪管指指沙发。我坐下。他们离开房间。
我翘起脚，又放下。我坐在那儿，双手冒着汗水，放在膝盖上。这让我看起来很紧张吧？我合起手掌，觉得这样更糟糕，干脆横抱在胸前。血液在我的太阳穴里面涌动。我感到深深的孤独。思绪在我脑海翻飞，但我根本不想去思考，因为我体内清醒的那部分知道，我是发疯了，才会让自己陷进这一切。我远离妻子几千英里，坐在感觉像地牢的房间里面，等待一个凶手，我刚刚才亲眼看到他杀死两个人。这一定是疯了。甚至更糟糕，这还很不负责任。非常可能的是，我即将让年方三十六岁的索拉雅成为寡妇。这不是你，阿米尔。我体内有个声音说，你懦弱，这是你的天性。这并非什么坏事，因为你从不强装勇敢，这是你的优点。只要三思而后行，懦弱并没有错。可是，当一个懦夫忘了自己是什么人……愿真主保佑他。
沙发前面摆着一张咖啡桌，底座是X状的，金属桌脚交叉的地方，拴着一环胡桃大小的铜球。我之前见过这样的桌子。在哪里？我突然想起来：在白沙瓦那间拥挤的茶馆里面，那天傍晚我出去闲逛时走进去的那间。桌上摆着一盘红色的葡萄，我摘下一个，丢进嘴里。我得找件事来想着，任何事情都行，这样才能让脑子里的声音安静下来。葡萄很甜，我又吃了一个，完全没有想到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这是我吃下的最后一口固体食物。
门打开，那两个持枪的男人回来，他们中间是那个穿白色衣服的高个子塔利班，依然戴着约翰·列侬式的墨镜，看上去有点像某个神秘的新世纪巫师。
他坐在我对面，双手放在沙发的扶手上。好长一段时间，他一语不发，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我，一手拍打着沙发套，一手捻着青绿色的念珠。现在，他在白色的衬衣外面加了件黑色的背心，戴着金表。我看见他左袖有一小块干涸的血迹。他没换掉早些时候行刑的衣服，这对我来说竟然有些病态的魔力。
他那没拿念珠的手不时抬起，厚厚的手指在空气中做拍打状，慢慢地，上下左右拍打着，仿佛他在摸着一只隐形的宠物。他的袖子后缩，我见到他前臂上有吸毒的标记——同样的标记，我也曾在旧金山那些生活在污秽小巷的流浪汉身上见过。
他的皮肤比其他两个白得多，白得近乎病态，他的前额，就在黑色头巾边缘之下，有颗汗珠渗出来。他的胡子跟其他人一样，长到胸前，也是颜色较浅。
“你好。”他说。
“你好。”
“现在可以弄掉那个了，你知道。”他说。
“什么？”
他朝一个持枪的家伙做了个手势。嘶嘶。刹那间我脸颊发痛，那个卫兵咯咯发笑，手里拿着我的假胡子丢上丢下。那个塔利班狞笑：“这是我最近见过的最好的假胡子。但我认为现在这样更好一些，你说呢？”他摩着手指，压得它们咯咯响，不断握着拳头，又张开。“好了，安拉保佑，你喜欢今天的表演吗？”
“那是表演吗？”我抚着脸颊说，惟求声音别暴露我心里极大的恐惧。
“杀鸡儆猴是最好的表演，老兄。如同一出戏剧，充满悬念。但，最重要的是，教育大众。”他打了个响指，较年轻的那个卫兵给他点上香烟。塔利班哈哈大笑，喃喃自语，双手颤抖，香烟差点掉下来。“但如果你想看看真正的表演，你应该随着我到马扎[1]Mazar，按马扎里沙里夫是MazareSharif的音译，在波斯语中即“马扎和沙里夫”，由马扎和沙里夫两个城区组成。[1]去，1998年8月，那才叫精彩。”
“没听明白。”
“你知道的，我们将他们留给狗吃。”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了。
他站起来，绕着沙发走了一圈，两圈，又坐下。“我们挨家搜索，把男人和男孩抓出来。我们就在那儿，当着他们家人的面，把他们干掉，给他们颜色看，让他们记得自己是谁，属于哪里。”他现在几乎是在喘气，“有时候，我们破门而入，走进他们的屋子。而我……我拿着冲锋枪，在屋子里一通扫射，直到烟雾弥漫，挡住我的视线。”他倾向我，似乎要跟我分享什么大秘密。“如果你没那么干过，一定不知道‘解放’是什么意思。站在到处是靶子的屋子里面，让子弹纷飞，忘掉负疚和悔恨，知道你自己品德良好，善良，高尚，知道你自己在替天行道。真叫人兴奋。”他亲吻念珠，转过头，“你还记得吗，贾维德？”
“记得，老爷。”年轻那个卫兵回答说，“我怎么会忘记呢？”
我在报纸上看过有关马扎里沙里夫的哈扎拉人遭到屠杀的新闻。那在塔利班攻陷马扎之后就发生了。马扎是几个最后沦陷的城市之一。我记得早餐后，索拉雅给我看那篇报道，她面无血色。
“挨家过户。我们只有吃饭和祷告的时候才停手。”塔利班说。他说的时候神情愉悦，好像一个男人在描绘他参加过的盛宴。“我们将尸体扔在街道上，如果他们的家人试图偷偷将他拉回家，我们就连他们一块干掉。我们将他们扔在街道上好多天，把他们留给狗吃，狗肉应该留给狗。”他吸了一口烟，用颤抖的手揉揉眼睛。“你从美国来？”
“那个婊子近来如何？”
我突然想尿尿，祈祷尿意会消失。“我在找一个男孩。”
“谁不是呢？”他说。持枪那两个人哈哈大笑，露出被鼻烟熏成绿色的牙齿。
“我知道他在这里，跟你在一起。”我说，“他的名字叫索拉博。”
“我要问你，你投奔那个婊子干什么呢？你为什么不留在这里，跟你的穆斯林兄弟在一起，保卫你的国家？”
“我离开很久了。”我只想得出这么一句话。我头脑发胀，紧紧压住膝盖，忍住尿意。
塔利班转向那两个站在门口的男子，“这算是答案吗？”他问。
“不算，老爷。”他们笑着齐声说。
他把眼光转向我，耸耸肩，“这不算答案，他们说。”他吸一口烟，“在我生活的圈子里面，人们认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离开，跟叛国一样可恶。我可以用叛国的罪名逮捕你，甚至将你干掉，你害怕吗？”
“我来这里只是要找那个男孩。”
“你害怕了吗？”
“是的。”
“那是应该的。”他说，回身靠着沙发，吸烟。
我想起索拉雅。这让我镇定。我想起她镰刀状的胎记，脖子优雅的曲线，还有明亮的眼睛。我想起婚礼那夜，我们在绿色头巾之下，看着彼此在镜里的容貌，对她说我爱她。我记得我们两个在一首古老的阿富汗歌谣伴奏下翩翩起舞，转了一圈又一圈，大家看着，鼓掌称好，满世界都是花朵、洋装、燕尾服，还有笑脸。
塔利班在说话。
“什么？”
“我问你是不是想见见他，见见我的男孩？”说到最后两个字时，他上唇卷起，发出一声冷笑。
“是的。”
卫兵离开房间。我听见一扇摇晃的门打开的声音，听见卫兵声音严厉，用普什图语说了些什么，然后是脚步声，每一步都伴有铃铛的响声。它让我想起过去，我和哈桑经常在沙里诺区追逐的那个耍猴人。我们常常从零用钱中给他一个卢比的硬币，猴脖子上的铃铛就发出同样的声音。
然后门打开，卫兵走进来。他肩膀上扛着个立体声放音机，他后面跟着个男孩，身穿宽松的天蓝色棉袍。
相似得令人心碎、令人迷惑。拉辛汗的宝丽莱照片拍得并不像。
那男孩有他父亲那张满月似的脸庞，翘起的下巴，扭曲的海贝般的耳朵，还有同样瘦削的身形。它是那张我童年见到的中国娃娃脸，那张冬天时看着呈扇子状展开的扑克牌的脸，那张我们夏天睡在爸爸房子的屋顶上时躲在蚊帐后面的脸。他剃着平头，眼睛被睫毛膏涂黑，脸颊泛出不自然的红色。他在房子中央停住，套在他脚踝上的铃铛也不再发出声响。
他眼光落在我身上，打量着，然后移开，看着他自己赤裸的双足。
有个卫兵按揿下按钮，房间里响起普什图音乐。手鼓，手风琴，还有如泣如诉的雷布巴琴。我猜想，音乐只要传进塔利班的耳朵，就不算是罪恶。那三个男人开始鼓掌。
“哇！哇！太棒了！”
索拉博抬起手臂，缓缓转身。他踮起脚尖，优雅地旋转，弯身触碰膝盖，挺直，再次旋转。他的小手在手腕处转动，打着响指，而他的头像钟摆那样来回摇动。他的脚踩着地板，铃铛的响声完美地和手鼓声融合在一起。他始终闭着双眼。
“真棒！”他们欢呼，“跳得好！太棒了！”两个卫兵吹着口哨，哈哈大笑。穿白衣的塔利班身子随着音乐前后晃动，嘴角挂着淫亵的笑容。
索拉博绕着圆圈跳舞，闭着眼睛跳啊跳，直到音乐停止。他的脚随最后一个音符顿在地上，铃铛响了最后一次。他维持半转的姿势。
“好啊，好啊，我的男孩。”塔利班说，把索拉博喊过去。索拉博低头走过去，站在他两腿之间。那个塔利班伸臂抱住索拉博，“多么有天分啊，不是吗，我的哈扎拉男孩！”他说。他的手在孩子背后滑落，然后摸起，停在他的腋窝下面。一个卫兵用手肘撞了另外那个，偷偷发笑。塔利班让他们退下。
“是，老爷。”他们说完退出去。
塔利班扳过男孩的身子，让他面对着我。他把手停在索拉博的小腹上，下巴抵着他的肩膀。索拉博低头看着脚，但不停用羞涩的眼神偷偷看着我。那男人的手在男孩的小腹上下移动、上下抚摸，慢慢地，温柔地。
“我一直在想，”塔利班说，他血红的双眼在索拉博肩膀上看着我，“那个老巴巴鲁后来怎么样了？”
这个问题问得我眼冒金星。我觉得脸上冒出冷汗，双脚渐渐变冷，变麻木。
他哈哈大笑：“你想干什么呢？以为挂上一副假胡子我就认不出你来？我敢说，我身上有一点你从来不知道：我从来不会忘记人们的脸，从来不会。”他用嘴唇去擦索拉博的耳朵，眼睛看着我。“我听说你父亲死了，啧啧，我一直想跟他干上一架，看来，我只好解决他这个没用的儿子了。”说完他将太阳镜摘下，血红的眼睛逼视着我。
我想呼吸，但不能。我想眨眼，但不能。那一刻多么虚幻——不，不是虚幻，是荒唐。它让我无力呼吸，让我身边的世界停止转动。我脸上发烧。那句关于烂钱的谚语[1]英语中有句俗语，“A bad penny always turns up”，意思是坏人总是会回来。[1]怎么说来着？往事就是如此，总是会回来。他的名字从深处冒出来，我却不愿意提及，仿佛一说出来，他就会现身。但这许多年过去以后，他已经在这里了，活生生的，坐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我脱口说出他的名字：“阿塞夫。”
“亲爱的阿米尔。”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明知自己这个问题蠢得无以复加，可是想不出有其他可说的。
“我？”阿塞夫眉毛一扬，“这里是我的地盘，问题是，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说，声音颤抖。我希望话不是这么说出口，希望自己没有浑身发抖。
“这个男孩？”
“是的。”
“为什么？”
“我可以为了他付钱给你，”我说，“我可以汇钱给你。”
“钱？”阿塞夫说，忍不住狂笑起来。“你听说过洛金汉吗？在澳大利亚西部，天堂般的地方。你应该去看看，沙滩连绵不绝，绿色的海水，蓝色的天空。我父母在那儿，住在海滨别墅里面。别墅后面有高尔夫球场，有个小小的湖泊。爸爸每天打高尔夫球，我妈妈比较喜欢网球——爸爸说她打得很棒。他们开着一家阿富汗餐厅、两间珠宝店，生意非常兴隆。”他拣起一颗葡萄，慈爱地放进索拉博口里。“所以，如果我需要钱，我会让他们汇给我。”他亲吻索拉博脖子的侧边。男孩身子稍微一缩，又闭上双眼。“再说，我跟俄国佬干仗不是为了钱。加入塔利班也不是为了钱。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加入他们吗？”
我嘴唇已经变干了，舔了舔，这才发现舌头也变干了。
“你口渴吗？”阿塞夫说，满脸坏笑。
“不。”
“我认为你很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