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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来,没关系!”丁主任的表情与语调顿时教大家的眼部有点发湿,“干活是干活,玩是玩!老张,那张八万打得好,要得!”
大家的精神,就像都刚和了满贯似的,为之一振。有的人被感动得手指直颤。
大家让主任加入,主任无论如何不肯破坏原局。直等到四圈完了,他才强被大家拉住,改组。“赌场上可不分大小,赢了拿走,输了认命,别说我是主任,谁是园丁!”主任挽起雪白的袖口,微笑着说。大家没有异议。“还玩这么大的,可是加十块钱的望子,自摸双?”大家又无异议。新局开始。主任的牌打得好。不但好,而且牌品高,打起牌来,他一声不出,连“要得”也不说了。他自己和牌,轻轻地好像抱歉似的把牌推倒。别人和牌,他微笑着,几乎是毕恭毕敬地递过筹码去。十次,他总有八次赢钱,可是越赢越受大家敬爱;大家仿佛宁愿把钱输给主任,也不愿随便赢别人几个。把钱输给丁主任似乎是一种光荣。
不过,从实际上看,光荣却不像钱那样有用。钱既输光,就得另想生财之道。由正常的工作而获得的收入,谁都晓得,是有固定的数目。指着每月的工资去与丁主任一决胜负是做不通的。虽然没有创设什么设计委员会,大家可是都在打主意,打农场的主意。主意容易打,执行的勇气却很不易提起来。可是,感谢丁主任,他暗示给大家,农场的东西是可以自由处置的。没看见吗,农场的出品,丁主任都随便自己享受,都随便拿去送人。丁主任是如此,丁主任带来的“亲兵”也是如此,那么,别人又何必分外地客气呢?
于是,树华农场的肥鹅大鸭与油鸡忽然都罢了工,不再下蛋,这也许近乎污蔑这一群有良心的动物,但是农场的账簿上千真万确看不见那笔蛋的收入了。外间自然还看得见树华的有名的鸭蛋——为孵小鸭用的——可是价钱高了三倍。找好鸭种的人们都交头接耳地嘀咕:“树华的填鸭鸭蛋得托人情才弄得到手呢。”在这句话里,老张、老谢、老李都成了被恳托的要人。
在蛋荒之后,紧接着便是按照科学方法建造的鸡鸭房都失了科学的效用。树华农场大闹黄鼠狼,每晚上都丢失一两只大鸡或肥鸭。有时候,黄鼠狼在白天就出来为非作歹,而在他们最猖獗的时间,连牛犊和羊羔都被劫去,多么大的黄鼠狼呀!
鲜花、青菜、水果的产量并未减少,因为工友们知道完全不工作是自取灭亡。在他们赔输了,睡足了之后,他们自动地努力工作,不是为公,而是为了自己。不过,产量虽未怎么减少,农场的收入却比以前差得多了。果子、青菜,据说都闹虫病。果子呢,需要剔选一番,而后付运,以免损害了农场的美誉。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落选的果子仿佛更大更美丽一些,而先被运走。没人能说出道理来,可是大家都喜欢这么做。菜蔬呢,以那最出名的大白菜说吧,等到上船的时节,三斤重的就变成了一斤或一斤多点;那外面的大肥叶子——据说是受过虫伤的——都被剥下来,洗净,另捆成一把一把地运走,当作“猪菜”卖。这种猪菜在市场上有很高的价格。
这些事,丁主任似乎知道,可没有任何表示,当夜里闹黄鼠狼子的时候,即使他正醒着,听得明明白白,他也不会失去身份地出来看看。及至次晨有人来报告,他会顺口答音地声明:“我也听见了,我睡觉最警醒不过!”假若他高兴,他会继续说上许多关于黄鼬和他夜间怎样警觉的故事,当被黄鼬拉去而变成红烧的或清炖的鸡鸭,摆在他的眼前,他就绝对不再提黄鼬,而只谈些烹饪上的问题与经验,一边说着,一边把最肥的一块鸭夹起来送给别人:“这么肥的鸭子,非挂炉烧烤不够味;清炖不相宜,不过,汤还要得!”他极大方地尝了两口汤。工人们若献给他钱——比如卖猪菜的钱——他绝对不肯收。
“咱们这里没有等级,全是朋友;可是主任到底是主任,不能吃猪菜的钱!晚上打几圈儿好啦!要得吗?”他自己亲热地回答上,“要得!”把个“得”字说得极长。几圈麻将打过后,大家的猪菜钱至少有十分之八,名正言顺地入了主任的腰包。当一五一十地收钱的时候,他还要谦逊地声明:“咱们的牌都差不多,谁也说不上高明。我的把弟孙宏英,一月只打一次就够吃半年的。人家那才叫会打牌!不信,你给他个司长,他都不做,一个月打一次小牌就够了!”
秦妙斋从十五岁起就自称为宁夏第一才子。到二十多岁,看“才子”这个词儿不大时行了,乃改称为全国第一艺术家。据他自己说,他会雕刻,会作画,会弹古琴与钢琴,会作诗,写小说与戏剧:全能的艺术家。可是,谁也没有见过他雕刻、画图、弹琴和做文章。
在平时,他自居为艺术家,别人也就顺口答音地称他为艺术家,倒也没什么。到了抗战时期,正是所谓国乱显忠臣的时候,艺术家也罢,科学家也罢,都要拿出他的真正本领来报效国家,而秦妙斋先生什么也拿不出来。这也不算什么。假若他肯虚心地去学习,说不定他也许有一点天才,能学会画两笔,或做些简单而通俗的文字,去宣传抗战,或者,干脆放弃了天才的梦,而脚踏实地地去做中小学的教师,或到机关中服务,也还不失为尽其在我。可是他不肯去学习,不肯去吃苦,而只想飘飘摇摇地做个空头艺术家。
他在抗战后,也曾加入艺术家们的抗战团体。可是不久便冷淡下来,不再去开会。因为在他想,自己既是第一艺术家,理当在各团体中取得领导的地位。可是,那些团体并没有对他表示敬意。他们好像对他和对一切好虚名的人都这么说:谁肯出力做抗战工作,谁便是好朋友;反之,谁要是借此出风头,获得一点虚名与虚荣,谁就趁早儿退出去。秦妙斋退了出来。但是,他不甘寂寞。他觉得这样的败退,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浅薄虚伪,而是因为他的本领出众,不见容于那些妒忌他的人。他想要独树一帜,自己创办一个什么团体,去过一过领导的瘾。这,又没能成功,没有人肯听他号召。在这之后,他颇费了一番思索,给自己想出两个字来:清高。当他和别人闲谈,或独自呻吟的时候,他会很得意地用这两个字去抹杀一切,而抬高自己:“而今的一般自命为艺术家的,都为了什么?什么也不为,除了钱!真正懂得什么叫作清高的是谁?”他的鼻尖对准了自己的胸口,轻轻地点点头。“就连那做教授的也算不上清高,教授难道不拿薪水吗?……”可是,“你怎么活着呢?你的钱从什么地方来呢?”有那心直口快的这么问他。“我,我,”他有点不好意思,而不能回答,“我爸爸给我!”
是的,秦妙斋的父亲是财主。不过,他不肯痛快地供给儿子钱花。这使秦妙斋时常感到痛苦。假若不是被人家问急了,他不肯轻易地提出“爸爸”来。就是偶尔地提到,他几乎要把那个最有力量的形容字——不清高——也加在他的爸爸头上去!
按照着秦老者的心意,妙斋应当娶个知晓三从四德的老婆,而后一扑纳心地在家里看守着财产。假若妙斋能这样办,哪怕就是吸两口鸦片烟呢,也能使老人家的脸上纵起不少的笑纹来。可是,有钱的老子与天才的儿子仿佛天然是对头。妙斋不听调遣。他要作诗、画画,而且——最使老人伤心的——他不愿意在家里蹲着。老人没有旁的办法,只好尽量地勒着钱。尽管妙斋的平信、快信、电报,一齐来催钱,老人还是毫不动感情地到月头才给儿子汇来“点心费”。这点钱,到妙斋手里还不够还债的呢。我们的诗人,是感受着严重的压迫。挣钱去吧,既不感觉趣味,又没有任何本领;不挣钱吧,那位不清高的爸爸又是这样的吝啬!金钱上既受着压迫,他满想在艺术界活动起来,给精神上一点安慰。而艺术界的人们对他又是那么冷淡!他非常地灰心。有时候,他颇想模仿屈原,把天才与身体一齐投在江里去。投江是件比较难于做到的事。于是,他转而一想,打算做个青年的陶渊明。“顶好是退隐!顶好!”他自己念叨着。“世人皆浊我独清!只有退隐,没别的话好讲!”
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头发像粗硬的马鬃似的,长长的,乱七八糟的,披在脖子上。虽然身量很高,可好像里面没有多少骨头,走起路来,就像个大龙虾似的那么东一扭西一躬的。眼睛没有神,而且爱在最需要注意的时候闭上一会儿,仿佛是随时都在做梦。
做着梦似的秦妙斋无意中走到了树华农场。不知道是为欣赏美景,还是走累了,他对着一株小松叹了口气,而后闭了会儿眼。
也就是上午十一点钟吧,天上有几缕秋云,阳光从云隙发出一些不甚明的光,云下,存着些没有完全被微风吹散的雾。江水大体上还是黄的,只有江岔子里的已经静静地显出绿色。葡萄的叶子就快落净,茶花已顶出一些红瓣儿来。秦妙斋在鸭塘的附近找了块石头,懒洋洋地坐下。看了看四下里的山、江、花、草,他感到一阵难过。忽然地很想家,又似乎要作一两句诗,仿佛还有点触目伤情……这时候,他的感情极复杂,复杂到了既像万感俱来,又像茫然不知所谓的程度。坐了许久,他忽然在复杂混乱的心情中找到可以用话语说出来的一件事来。“我应当住在这里!”他低声对自己说。这句话虽然是那么简短,可是里边带着无限的感慨。离家,得罪了父亲,功未成,名未就……只落得独自在异乡隐退,想住在这静静的地方!他呆呆地看着池里的大白鸭,那洁白的羽毛,金黄的脚掌,扁而像涂了一层蜡的嘴,都使他心中更混乱,更空洞,更难过。这些白鸭是活的东西,不错;可是他们干吗活着呢?正如同天生下我秦妙斋来,有天才,有志愿,有理想,但是都有什么用呢?想到这里,他猛然地,几乎是身不由己地,立了起来。他恨这个世界,恨这个不叫他成名的世界!连那些大白鸭都可恨!他无意中地、顺手地捋下一把树叶,揉碎,扔在地上。他发誓,要好好地、痛快淋漓地写几篇文字,把那些有名的画家、音乐家、文学家都骂得一个小钱也不值!那群不清高的东西!
他向办公楼那面走,心中好像在说:“我要骂他们!就在这里,这里,写成骂他们的文章!”
丁主任刚刚梳洗完,脸上带着夜间又赢了钱的一点喜气。他要到院中吸点新鲜空气。安闲地,手揣在袖口里,像采菊东篱下的诗人似的,他慢慢往外走。
在门口,他几乎被秦妙斋撞了个满怀。秦妙斋,大龙虾似的,往旁边一闪,照常往里走。他恨这个世界,碰了人就和碰了一块石头或一株树一样,只有不快,用不着什么客气与道歉。
丁主任,老练,安详,微笑地看着这位冒失的青年龙虾。“找谁呀?”他轻轻问了声。
秦妙斋稍一愣,没有搭理他。
丁主任好像自言自语地说:“大概是个画家。”
秦妙斋的耳朵仿佛是专为听这样的话的,猛地立住,向后转,几乎是喊叫地:“你说什么?”
丁主任不知道自己的话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可是不便收回或改口。迟顿了一下,还是笑着:“我说,你大概是个画家。”
“画家?画家?”龙虾一边问,一边往前凑,做着梦的眼睛居然瞪圆了。
丁先生不晓得怎样回答才好,只啊啊了两声。
妙斋的眼角上汪起一些热泪,口中的热涎喷到丁主任的脸上:“画家,我是——画家,你怎么知道?”说到这里,他仿佛已筋疲力尽,像快要晕倒的样子,摇晃着,摸索着,找到一只小凳,坐下,闭上了眼睛。
丁主任还笑着,可是笑得莫名其妙,往前凑了两步。还没走到妙斋的身边,妙斋的眼睛睁开了。“告诉你,我还不仅是画家,而且是全能的艺术家!我都会!”说着,他立起来,把右手扶在丁主任的肩上,“你是我的知己!你只要常常叫我艺术家,我就有了生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你是谁?”
“我?”丁主任笑着回答,“小小园丁!”
“园丁?”
“我管着这座农场!”丁主任停住了笑。“你姓什么!”毫不客气地问。
“秦妙斋,艺术家秦妙斋。你记住,艺术家和秦妙斋老得一块儿喊出来;一分开,艺术家和我就都不存在了!”
“哦!”丁主任的笑意又回到脸上,进了大厅,眼睛往四面一扫——壁上挂着些时人的字画。这些字画都不甚高明,也不十分丑恶。在丁主任眼中,它们都怪有个意思,至少是挂在这里总比四壁皆空强一些。不过,他也有个偏心眼,他顶爱那张长方的,石印的抗战门神爷,因为色彩鲜明,“真”有个意思。他的眼光停在那片色彩上。
随着丁主任的眼,妙斋也看见了那些字画,他把眼光停在了那张抗战画上。当那些色彩分明地印在了他的心上的时候,他觉到一阵恶心,像忽然要发痧似的,浑身的毛孔都像针儿刺着,出了点冷汗。定一定神,他扯着丁先生,扑向那张使他恶心的画儿去。发颤的手指,像一根挺身作战的小枪似的,指着那堆色彩:“这叫画?这叫画?用抗战来欺骗艺术,该杀!该杀!”不由分说,他把画儿扯了下来,极快地撕碎,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揉搓,好像把全国的抗战艺术家都踩在了泥土上似的。他痛快地吐了口气。
来不及拦阻妙斋的动作,丁主任只说了一串口气不同的“唉”!
妙斋犹有余怒,手指向四壁普遍地一扫:“这全要不得!通通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