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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生已死去二十多年了。这些年中,只要我在北平,我总忘不了去祭他的墓。自然我不能永远在北平;别处的秋风使我倍加悲苦:祭黄先生的时节是重阳的前后,他是那时候死的。去祭他是我自己加在身上的责任;他是我最钦佩敬爱的一位老师,虽然他待我未必与待别的同学有什么分别;他爱我们全体的学生。可是,我年年愿看看他的矮墓,在一株红叶的枫树下,离大悲寺不远。
已经三年没去了,生命不由自主地东奔西走,三年中的北平只在我的梦中!
去年,也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我跑回去一次,只住了三天。虽然才过了中秋,可是我不能不上西山去;谁知道什么时候才再有机会回去呢?自然上西山是专为看黄先生的墓。为这件事,旁的事都可以搁在一边;说真的,谁在北平三天能不想办一万样事呢?
这种祭墓是极简单的:只是我自己到了那里而已,没有纸钱,也没有香与酒。黄先生不是个迷信的人,我也没见他饮过酒。
从城里到山上的途中,黄先生的一切显现在我的心上。在我有口气的时候,他是永生的。真的;停在我心中,他是在死里活着。每逢遇上个穿灰布大褂,胖胖的人,我总要细细看一眼。是的,胖胖的而穿灰布大衫,因黄先生而成了对我个人的一种什么象征。甚至于有的时候与同学们聚餐,“黄先生呢?”常在我的舌尖上;我总以为他是还活着。还不是这么说,我应当说:我总以为他不会死,不应该死,即使我知道他确是死了。
他为什么做学监呢?胖胖的,老穿着灰布大衫!他做什么不比当学监强呢?可是,他竟自做了我们的学监;似乎是天命,不做学监他怎能在四十多岁便死了呢!
胖胖的,脑后折着三道肉印;我常想,理发师一定要费不少的事,才能把那三道弯上的短发推净。脸像个大肉葫芦,就是我这样敬爱他,也就没法儿否认他的脸不是招笑的。可是,那双眼!上眼皮受着“胖”的影响,松松地下垂,把原是一对大眼睛变成了俩螳螂卵包似的,留个极小的缝儿射出无限度的黑亮。好像这两道黑光,假如你单单地看着它们,把“胖”的一切注脚全勾销了。那是一个胖人射给一个活动、灵敏、快乐的世界的两道神光。他看着你的时候,这一点点黑珠就像是钉在你的心灵上,而后把你像条上了钩的小白鱼,钓起在他自己发射出的慈祥宽厚光朗的空气中。然后他笑了,极天真地一笑,你落在他的怀中,失去了你自己。那件松松裹着胖黄先生的灰布大衫,在这时节,变成了一件仙衣。在你没看见这双眼之前,假如你看他从远处来了,他不过是团蠕蠕而动的灰色什么东西。
无论是哪个同学想出去玩玩,而造个不十二分有伤于诚实的谎,去到黄先生那里请假,黄先生先那么一笑,不等你说完你的谎——好像唯恐你自己说漏了似的——便极用心地用苏字给填好“准假证”。但是,你必须去请假。私自离校是绝对不行的。凡关乎人情的,以人情的办法办;凡关乎校规的,校规是校规;这个胖胖的学监!
他没有什么学问,虽然他每晚必和学生们一同在自修室读书;他读的都是大本的书,他的笔记本也是庞大的,大概他的胖手指是不肯甘心伤损小巧精致的书页。他读起书来,无论冬夏,头上永远冒着热汗,他绝不是聪明人。有时我偷眼看看他,他的眉、眼、嘴,好像都被书的神秘给迷住;看得出,他的牙是咬得很紧,因为他的腮上与太阳穴全微微地动弹,微微地,可是紧张。忽然,他那么天真地一笑,叹一口气,用块像小床单似的白手绢抹抹头上的汗。
先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人情的不苟且与傻用功已足使我敬爱他——多数的同学也因此爱他。稍有些心与脑的人,即使是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像那时候的我与我的学友们,还能看不出:他的温和诚恳是出于天性的纯厚,而同时又能丝毫不苟地负责是足以表示他是温厚,不是懦弱。还觉不出他是“我们”中的一个,不是“先生”们中的一个;因为他那种努力读书,为读书而着急,而出汗,而叹气,还不是正和我们一样?
到了我们有了什么学生们的小困难——在我们看是大而不易解决的——黄先生是第一个来安慰我们,假如他不帮助我们;自然,他能帮忙的地方便在来安慰之前已经自动地做了。二十多年前的中学学监也不过是挣六十块钱,他每月是拿出三分之一来,预备着帮助同学,即使我们都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他这三分之一的薪水也不会剩下。假如我们生了病,黄先生不但是殷勤地看顾,而且必拿来些水果、点心,或是小说,几乎是偷偷地放在病学生的床上。
但是,这位困苦中的天使也是平安中的君王——他管束我们。宿舍不清洁,课后不去运动……都要挨他的雷,虽然他的雷是伴着以泪做的雨点。
世界上,不,就说一个学校吧,哪能都是明白人呢?我们的同学里很有些个厌恶黄先生的。这并不因为他的爱心不普遍,也不是被谁看出他是不真诚,而是伟大与藐小的相触,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伟大。这些同学一样地受过他的好处,知道他的伟大,但是他们不能爱他。他们受了他十样的好处后而被他申斥了一阵,黄先生便变成顶可恶的。我一点也没有因此而轻视他们的意思,我不过是说世上确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不晓得好歹,而是他们的爱只限于爱自己;爱自己是溺爱,他们不肯受任何的责备。设若你救了他的命,而同时责劝了他几句,他从此便永远记着你的责备——为是恨你——而忘了救命的恩惠。黄先生的大错处是根本不应来做学监,不负责的学监是有的,可是黄先生与不负责永远不能联结在一处。不论他怎样真诚,怎样厚道,管束。
他初来到学校,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喜爱他,因为他与别位先生是那样的不同。别位先生们至多不过是比书本多着张嘴的,我们佩服他们和佩服书籍差不多。即使他们是活泼有趣的,在我们眼中也是另一种世界的活泼有趣,与我们并没有多么大的关系。黄先生是个“人”,他与别位先生几乎完全不相同。他与我们在一处吃,一处睡,一处读书。
半年之后,已经有些同学对他不满意了,其中有的,受了他的规诫,有的是出于立异——人家说好,自己就偏说坏,表示自己有头脑,别人是顺杆儿爬的笨货。
经过一次小风潮,爱他的与厌恶他的已各一半了。风潮的起始,与他完全无关。学生要在上课的时间开会了,他才出来劝止,而落了个无理地干涉。他是个天真的人——自信心居然使他要求投票表决,是否该在上课时间开会!幸而投与他意见相同的票的多着三张!风潮虽然不久便平静无事了,可是他的威信已减了一半。
因此,要顶他的人看出时机已到:再有一次风潮,他管保得滚。谋着以教师兼学监的人至少有三位。其中最活动的是我们的手工教师,一个用嘴与舌活着的人,除了也是胖子,他和黄先生是人中的南北极。在教室上他曾说过,有人给他每月八百元,就是提夜壶也是美差。有许多学生喜欢他,因为上他的课时就是睡觉也能得八十几分。他要是做学监,大家岂不是入了天国?每天晚上,自从那次小风潮后,他的屋中有小的会议。不久,在这小会议中种的子粒便开了花。校长处有人控告黄先生,黑板上常见“胖牛”“老山药蛋”……
同时,有的学生也向黄先生报告这些消息。忽然黄先生请了一天的假。可是那天晚上自修的时候,校长来了,对大家训话,说黄先生向他辞职,但是没有准他。末后,校长说:“有不喜欢这位好学监的,请退学;大家都不喜欢他呢,我与他一同辞职。”大家谁也没说什么。可是校长前脚出去,后脚一群同学便到手工教员室中去开紧急会议。
第三天上黄先生又照常办事了,脸上可是好像瘦减了一圈。在下午课后他召集全体学生训话,到会的也就是半数。他好像是要说许多许多的话似的,及至到了台上,他第一个微笑就没笑出来,愣了半天,他极低细地说了一句:“咱们彼此原谅吧!”没说第二句。
暑假后,废除月考的运动一天扩大一天。在重阳前,炸弹爆发了。英文教员要考,学生们不考;教员下了班,后面追随着极不好听的话。及至事情闹到校长那里去,问题便由罢考改为撤换英文教员,因为校长无论如何也要维持月考的制度。虽然有几位主张连校长一齐推倒的,可是多数人愿意先由撤换教员做起。既不向校长作战,自然罢考须暂放在一边。这个时节,已经有人警告了黄先生:“别往自己身上拢!”
可是谁叫黄先生是学监呢?他必得维持学校的秩序。
况且,有人设法使风潮往他身上转来呢。
校长不答应撤换教员。有人传出来,在职教员会议时,黄先生主张严办学生,黄先生劝告教员合作以便抵抗学生,黄学监……
风潮又转了方向,黄学监,已经不是英文教员,是炮火的目标。
黄先生还终日与学生们来往,劝告,解说,笑与泪交替地揭露着天真与诚意。有什么用呢?
学生中不反对月考的不敢发言。依违两可的是与其说和平的话不如说激烈的,以便得同学的欢心与赞扬。这样,就是敬爱黄先生的连暗中警告他也不敢了:风潮像个魔咒捆住了全校。
我在街上遇见了他。
“黄先生,请你小心点。”我说。
“当然的。”他那么一笑。
“你知道风潮已转了方向?”
他点了点头,又那么一笑:“我是学监!”
“今天晚上大概又开全体大会,先生最好不用去。”
“可是,我是学监!”
“他们也许动武呢!”
“打‘我’?”他的颜色变了。
我看得出,他没想到学生要打他,他的自信力太大。可是同时他并不是不怕危险。他是个“人”,不是铁石做的英雄——因此我爱他。
“为什么呢?”他好似是诘问着他自己的良心呢。
“有人在后面指挥。”
“哦!”可是他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据我看;他紧跟着问,“假如我去劝告他们,也打我?”
我的泪几乎落下来。他问得那么天真,几乎是儿气的;始终以为善意待人是不会错的。他想不到世界上会有手工教员那样的人。
“顶好是不到会场去,无论怎样!”
“可是,我是学监!我去劝告他们就是了;劝告是惹不出事来的。谢谢你!”
我愣在那儿了。眼看着一个人因责任而牺牲,可是一点也没觉到他是去牺牲——一听见“打”字便变了颜色,而仍然不退缩!我看得出,此刻他绝不想辞职了,因为他不能在学校正极紊乱时候抽身一走。“我是学监!”我至今忘不了这一句话,和那四个字的声调。
果然晚间开了大会。我与四五个最敬爱黄先生的同学,故意坐在离讲台最近的地方,我们计议好:真要是打起来,我们可以设法保护他。
开会五分钟后,黄先生推门进来了。屋中连个大气也听不见了。主席正在报告由手工教员传来的消息——就是宣布学监的罪案——学监进来了!我知道我的呼吸是停止了一会儿。
黄先生的眼好似被灯光照得一时不能睁开了,他低着头,像盲人似的轻轻关好了门。他的眼睁开了,用那对慈善与宽厚做成的黑眼珠看着大众。他的面色是,也许因为灯光太强,有些灰白。他向讲台那边挪了两步,一脚蹬着台沿,微笑了一下。
“诸位同学,我是以一个朋友,不是学监的地位,来和大家说几句话!”
“假冒伪善!”
“汉奸!”
后边有人喊。
黄先生的头低下去,他万也想不到被人这样骂他。他绝不是恨这样骂他的人,而是怀疑了自己,自己到底是不真诚,不然……
这一低头要了他的命。
他一进来的时候,大家居然能那样静寂,我心里说,到底大家还是敬畏他,他没危险了。这一低头,完了,大家以为他是被骂对了,羞愧了。
“打他!”这是一个与手工教员最亲近的学友喊的,我记得。跟着,“打!”“打!”后面的全立起来。我们四五个人彼此按了按膝,“不要动”的暗号;我们一动,可就全乱了。我喊了一句。
“出去!”故意地喊得很难听,其实是个善意的暗示。
他要是出去——他离门只有两三步远——管保没有事了,因为我们四五个人至少可以把后面的人堵住一会儿。
可是黄先生没动!好像蓄足了力量,他猛然抬起头来。他的眼神极可怕了。可是不到半分钟,他又低下头去,似乎用极大的忏悔,矫正他的要发脾气。他是个“人”,可是要拿人力把自己提到超人的地步。我明白他那心中的变动:冷不防地被人骂了,自己怀疑自己是否正道;他的心告诉他——无愧;在这个时节,后面喊“打”,他怒了;不应发怒,他们是些青年的学生——又低下头去。
随着说第二次低头,“打!”成了一片暴雨。
假如他真怒起来,谁也不敢先下手;可是他又低下头去——就是这么着,也还只听见喊打,而并没有人向前。这倒不是大家不勇敢,实在是因为多数——大多数——人心中有一句:“凭什么打这个老实人呢?”自然,主席的报告是足以使些人相信的,可是究竟大家不能忘了黄先生以前的一切;况且还有些人知道报告是由一派人造出来的。
我又喊了声:“出去!”我知道“滚”是更合适的,在这种场面上,但怎忍得出口呢!
黄先生还是没动。他的头又抬起来:脸上有点笑意,眼中微湿,就像个忠厚的小儿看着一个老虎,又爱又有点怕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