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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马路到黄昏的时候总是显得很暗淡。
战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快一年，但弥漫在空气中的硝烟味却仿佛一直未散尽，对于经历了淞沪会战的上海人而言，硝烟味的存在和街头的日本宪兵一样，给人一种混合着记忆和现实的复杂感觉。这种感觉时时在提醒着人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也时时在击破人们对生活的幻觉和对未来的期望。
黎世杰已经在窗口观察了整整半个小时，他盯着十字路口那个时隐时现的身影，那是一个卖花的女人，很平常很普通，个子不高，穿着乡下女人最常见的灰布大襟袄，整个身子被塞进这件桶状的衣服里，一切都看不清晰。黎世杰对她唯一的兴趣就是，她是上午才来到这里的，她来以前——不，这个路口从来没有人卖花，因为这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这个丁字路口战前就很冷清，偶尔有来做生意的也多是流动商贩路过时借着歇脚顺便做点生意。原本路口有一幢三层楼房，一楼是卖杂货的铺子，尽管不大但多少还带来一些商业的气息，自打在战争中被炸成了一堆废墟之后，这里连偶尔来歇脚的人也都消失了。
“为什么不卖点别的”，黎世杰暗暗地说，而且觉得可笑。当然，她也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卖花女人，谁知道呢，战争时期生活艰难，无论卖什么都是有理由的，虽然现在上海更需要的是大米、面粉、布匹、药品而不是鲜花，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这些东西。既然有人卖书、卖凳子卖沙发，为什么不能卖花呢？隔壁弄堂口书摊上一堆一堆的旧书，生意不是也比战前兴旺了许多么？不是也会有穿西装或长衫的人光顾么？可见战争也并不能扼杀人类全部的精神追求，花和书也是一样的，难道打仗就不能浪漫一下吗？
“她为什么不去租界？”黎世杰又问自己。租界当然生意更好，这场战争至少到目前为止和洋人无关，他们无论如何都比中国人更需要花，如果不是更喜欢的话。霞飞路、辣斐德路才是卖花的好地方，那儿有电影院、酒吧、咖啡馆、百货商店，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袭扰，自开战以来，好像生意更好了。
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黎世杰现在只关心他还能在这间阁楼住多长时间。这是去年战争爆发不久租下的房子，一次性付了一年的租金，现在还有半个月到期，房东已经开始话里话外催租了。战火使得很多人逃离了上海，但也使更多的人拥进这个城市，人人都在迷茫中到处逃窜，仿佛一个蚂蚁窝被人踩了一脚后满地乱跑的蚂蚁。到处聚集的人群使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在涨价，房东早就对租金不满，但他又无法说出口，他原本是想弃房逃难的。那时每天下雨一样的落炮弹，竟然还有人肯来租这间阁楼，而且一付就是一年的租金——其实当时要是肯再多出一年的房租，几乎可以买下这间屋子——房东收了钱后逃到了乡下亲戚家，半年后回来，发现房子竟然也成了奇货可居的稀有商品，自然就对黎世杰这样的长租客不满了。他每天都在计算，这个月又少赚了多少，接下来的一个月又要少赚多少，每次算计都仿佛刀割肉一般的痛。当然，现实也不完全如房东想象的那样美好，房租在上涨，但进入上海的绝大多数人是租不起房子的。他们更愿意在被炸成一片废墟的空地上安家落户，对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进入上海已经很满足了，他们只想住下来，不愿意奢望更多。
按目前的行市，黎世杰兜里的钱还够再付一个月的房租，但这是他全部的现金，他还要吃饭穿衣，还要有一个正常人在上海的正常开销。这些日子他已经尽量减少出去的次数，甚至整天呆在房间里，靠看街景打发时间，近两个月他几乎已经能辨认所有经常出现在丁字路口的人。实在无聊的时候他就靠猜一些人的职业消磨时间，比如一个行色匆匆不论冷热总是穿深色西装的中年人以每天平均两次的频率出现，经过仔细观察他认为他是一个医生，于是他计划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证明这件事。终于有一天这个人不慎和一个外地人相撞，他的黑色皮包里露出了一截听诊器的胶皮带子，于是黎世杰满意了——当然，大部分时候他的猜测是无法证实的。
这个卖花的女人是上午出现的，黎世杰一直认为现在卖花是不合时宜的，至少是不明智的。尽管自开战以来上海一切都在涨价，但鲜花并不是必需品，而且他的观察也验证了这一事实——在卖花女人出现的几个小时里，黎世杰没有看到一笔买卖。
卖花女人不是唯一的问题，因为他还发现就在丁字路口对面被炸毁的那幢房子前，还多了一个修鞋的鞋匠。当然，比起卖花，修鞋在逻辑上更成立一些，但黎世杰依旧很好奇。上海虽然繁华，而且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还制造了一些繁华，但这个路口并不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他在这住了近一年，除了旁边弄堂口的一个旧书摊和不远处的一个杂货铺，方圆五百米没有任何摊贩在活动。摊贩总是对于生意最敏感的群体，一个长期没有生意的地方不会因为有两个人在游荡就繁华起来，离这里不到一公里就是一个商贩聚集的街区，为什么他们不去呢？
黎世杰眼睛瞪得有些发酸，他揉了揉双眼，叹了口气，躺倒在床上。他实在太无聊了，甚至找不到可以关心的事情，战争已经过去了一年多，虽然上海街头依旧间歇性地会有零星的枪声，但没有人否认国民政府已经战败，即便不说永远，在可以预见的日子里是不会回来了。上海不再是一年前的上海，虽然除了多了一些残垣断壁上海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人们再也找不回以往在上海的感觉了，一场战争使黎世杰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全部熟悉的人和事，甚至失去了生活。已经整整半年没有任何人和他联系，他也不知道该和谁联系。一切源于半年前一次失败的暗杀，黎世杰所在的小组除他以外全部死亡，结局本身没有什么可叹息的，也正因为其他人全部死亡这个事实掩护了黎世杰，使他继续在这个阁楼里住了半年。对于黎世杰来说这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死掉的人他几乎都不认识，至少大家不是什么朋友，他对他们没有多少感情，他并不为他们的死亡而过分难过。他们的工作即便在和平年代也不能确保安全，何况是在战争时期，没有什么好难过的，他需要解决的是他眼前的生计和未来的出路。
黎世杰做这一行已经不算短了，尽管他只不过是小角色，今天这种境地，多少也在他的预料之中，比起战争中的绝大多数无助的人，他不算特别倒霉。事情发生后他曾经惊惶过几天，但在上海这座城市，杀人与被杀并不算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说是敌对双方都能接受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战时的混乱中很容易杀掉一个人也很容易使一个人逃脱追捕。在他们之后，上海滩还发生了若干惊天动地的暗杀行动，黎世杰通过报纸知道他们的人还在活动，但这些活动已经与他无关，他现在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开始思索怎么才能在这座混乱的城市中生存下去。
距黎世杰发现卖花女已经快过去一个白天了，一个人为什么会在一个没有生意的地方呆那么长时间？这是反常的，一切反常的事情都是他留意的对象，这是一种职业病。黎世杰可以肯定整整一天她没有做成一笔生意，她只是在转悠，在来回走动，或者蹲在屋檐下，她从来不问别人，也没有人来问她。这里是那场战争制造出的无数死角之一，住的都是些麻木不仁的小市民，没有人关心别人，也不被别人关心，甚至日本人也极少过来，没有人注意别人在做什么。
一个卖花的人能忍受一天没有生意吗？当然，三天没有生意也是很正常的，不要说在战争期间，在和平年代也是很可能的。没有生意不是问题，问题是她能容忍这件事情，这才是关节所在。她为什么要忍受？花二十分钟的时间她就能到一个繁华的街区，在哪儿至少赚钱的概率比这儿大得多，当然她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概率，但她一定会用行动证实。
为什么她非要在这儿呢？除非她根本不在乎生意。黎世杰突然觉得这个女人有问题，因为她反常，“反常”，黎世杰囔囔自语。他忽地从床上坐起，按了按太阳穴，他下意识地兴奋起来，快速走到窗前，关注地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