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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求婚是真心的，”她边说边伸出左手，中指上有一枚做工讲究的金戒。“不是9K，是24K。他真的对我很好，比我妈对我好。”她打开衣柜，“这些衣服，都是他买的。我在宾馆发廊做理发时认识他的，和他好后，他养我在家里，就在你去的那幢公寓里，天天专心学香港话。”
“那他怎么不来了？”
她脸转了过去，我看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我不知道。没办法，我才上了歌厅，那里差不多全是结了婚的男人。男人是什么货色，我看得清楚。但歌厅收入还行，其他工作挣钱少，养不起孩子。趁现在瞧上去还可挣钱，以后，不知道咋办？”她突然转变口气，面对我，恳切地说：“姨，你到香港去，能不能帮我去找他？”
难怪小米会主动领我到她住处来，难怪会这么爽直向我摊开底牌。我叹了口气，“你有他香港地址和电话吗？”
“以前我都打他的手机，现在打过去，说是用户已销号。地址从来没问过。他不说总有不说的理由，我们这种女孩都知道不应当刨根问底。”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的话，孩子都一岁多了，父亲在哪儿都不清楚，本想指责她，但我还是忍住了。
小米说，“我上次收拾他留下的衣服，发现衣袋里有一张纸片。”她从衣柜里拿出来，“全是洋文，查了字典，是订货单，但Lee Ho Fook，像是一个饭馆，没有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
我接过来一看，“这不就是利口福吗？和你那个歌厅的名字相同。”小米脸一红。她就是到同样名字的地方挣钱，她到现在还是想着那个男人，想他可能还会出现。我问小米：“你想法找过这家店吗？”
“当然，但都说找不出个名堂。”小米说，“孩子会叫爸爸了，”她从相册里抽出一张那男人的照片给我，“姨，我老得快，做这行就靠青春色相，我老了不要紧，孩子怎么办，婊子养的？孩子至今没见到过爸爸。”她终于哭起来。
岭南学院在山上，会议主题是大陆与香港的文化交流。大陆来人很多，多数是借开会名义到香港玩。幸亏我发言排在第二天，就溜了号。从电话问号小姐那儿，打听到利口福这店名，香港有四家。问号小姐给了我四个号码。一一试了，似乎都对不上，我憋出的几句粤语怎么也说不通。再与问号小姐说，她还是给出那四个号码。
我走出校园，到路边一家榨鲜水果汁店要电话簿。店主倒很客气，让我坐下，递来电话簿。我接着，掏出钱买了杯西瓜汁，喝了一口，我把电话簿还回去，问有没有以前老的电话簿？店主说：前年的，行吗？我点点头，拿过来仔细地翻，一一查对纸条上记下的电话号码。正如我预料，还有另一家利口福。
电话拨通，我问是不是利口福？那边声音太小。我问有没有陈佳顺先生？对方说没有，撂了电话。
我明白我犯傻了，不该这么问。镇定了一下，电话通后，我改了一点声音，直接说要利口福酒楼订座。对方的声音粗壮了些，也许换了一个人回答，“小姐呀，早就改名了，叫回归大酒楼。”我心里骂了一句，真他妈的跟得紧，难怪我找不着，怎么香港一个个投机生意人比赛似的爱国？我抄下电话簿上的具体地址，与电话里那人核对，地点没变，湾仔。那人非常殷切地问：“小姐，你订座？几点？”
我说，晚上六点。
穿过修顿球场，便是庄士敦道。路过天地图书公司，我飞快瞄了下书，赶快出来。六点过五分，我走进金碧辉煌的回归大酒楼。坐下后，我就对侍者说，我要找老板说话。
老板来了，不是小米给我照片上的男人。他客气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我要找一个人，我把这人年龄和姓名讲了。
“没这个人，”他仅看了照片一眼，就还给了我，“不知道。”
他的眼睛未直接看我，在我直视他时，他的眼神斜瞟过我的脸。我凭本能感觉，他知道这个人。我再追问时，他还是客客气气，但改用香港话，速度异常快，我完全听不懂。我明白我这个北方人，想在香港做侦探，绝对不行。
我坐上巴士，垂头丧气回学院的宾馆。行人极拥挤，但车辆并未堵塞。我弄不清怎么回事，只明白一件：小米被香港男人像垃圾一样扔掉了，这个男人不敢站出来。我虽然曾有过一段婚史，但离异后，觉得做单身贵族比拖家带小好。此事看来是非追到底不可，不仅在于她是我亲外甥女，而是人的尊严被伤害得惨。我一定要把这男人抓出来。
第二天上午十点，该我发言，谈大陆女权运动的发展。评讲人是岭南学院社会学系的夏教授，一个精通各种新理论的女子，普通话说得艰难，索性滑进流利的英文。
集中注意力，我也算听懂了夏教授艰深理论术语后面的要点，无非是说香港“后殖民时期”，女权运动的起点比大陆高，诉求也比大陆高。对此，我没有争议，因为我不了解香港情况。但她的伶牙俐齿给我印象很深。或许，她是个豪爽正直的热心肠。在中午便餐时，我把她拉到一边，客套了几句，就把事情来由讲了一遍。
夏教授果然比我还激动，仗义人，可能又撞上她的研究题目。她谈到政府就无证儿童问题，在诉讼终审法院，牵涉到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居港权，小老婆的子女来港，是否必须在港的大老婆同意。这将是九七回归以来最大的一场宪制争论。她马上要了电话号码，订了回归大酒楼的座。
香港的迷人在晚上，摩天大楼，海湾，中西艺术合璧的典型，比电影中的纽约还漂亮。海风习习，气温恰到好处，一袭长裙，进到酒楼里还觉得有点儿凉。侍者周到地拿来披巾，点了菜。夏教授说，“你坐好，我去问店老板。”
等了十几分钟，我越来越不安，环顾邻桌，个个打扮得绅士淑女，碰杯欢笑。我站了起来，让侍者带我去老板办公室。
在楼梯口，我就听到玻璃门里传出声音：粤语，好像争吵得很厉害，但声音逐渐低下去。我停在那儿，动弹不了。过了好一阵子，那门才打开，夏教授走了出来，板着脸。见我在门口，也不惊奇，一声不吭朝厅堂里走，我只好跟着她，回到桌前。
菜早已上全。侍者端来一瓶上好的白葡萄酒，沁着冰块，给两个杯子斟满后说，“今天的酒菜，算店里请客。老板吩咐了，请二位贵客赏脸。”
看着侍者退下，夏教授的眼睛不屑地盯了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等着她开口，她喝了一口酒，好像是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才说，“你是对的，老板知道你要找的人。”饭店里背景歌声，很熟，是《中国心》：“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我舒了一口气，“那太好了，我们先吃饭。”
“对对，我们先吃。”她说，“这鸭舌，熏过再清蒸，我以为这样味最美。”
我尝了一口，点头称赞。为增加胃口，我转移话题，问来开会的一些人的情况。
菜吃到一半，酒喝了一半，我们几乎同时说，“那人——”我们看了对方一下，笑了，笑得勉强。是这样的，她语音尽量平缓：那人，并不像他对你外甥女说的那样，有自己的饭店，跟老板也不沾亲带故。店里小伙计，负责采购，专门到广州采购一些特殊品种，大多是这儿弄不到的野味野菜，椿芽、马齿苋等。没家小，也从未结过婚。前些阵子东南亚经济不景气，也波及这个利口福，虽然易名回归，老板也得收缩经营，不再需要大陆的一些特殊原料。这个人就被饭店解雇了。但他无处可去，一向住在饭店后楼，老板只同意他留几个星期。
小米不是二奶！这是我的头一个反应。可能她是对的，这男人爱她是真，除了他有钱这点是撒谎，那就是次要的事了。我问夏教授：“那么老板干吗怕见我？这人在哪里？”
“我们先吃饭好，否则，你就吃不下去了。”夏教授说。
但我吃不下去了。说到这份儿上，我得知道底细。她就叫我耐心点，让我听着。
那人已有大半月未回到饭店，也没留信或让人捎个话。突然有一晚，老板发现他浑身是血回来。老板很生气，怎么和帮会搞在一起？他艰难地爬上后楼的房间。老板怕黑帮追来惹祸，不敢请医生。他血流尽死了。他应该有点余钱，但什么钱也没留下，也没亲友。之后，老板才知道，他参与汕头老家偷渡人蛇。不知怎么搞的，可能起了善心，帮助有关人逃跑，被安插在香港的内线，在街上追杀了。老板图吉利消灾，请先生来店做了道场。房间里用具都是店里的，墙上有张不知哪儿弄来的女孩照片，十几寸大。做完道场，老板将所有的用具搬走烧掉，重新粉饰，供上菩萨，点上香。那是一年多前的事。
“来这家饭店，大陆官方访问团特多。”夏教授说，“老板挺爱国的，当然，谁不爱国？我也爱国，你也爱国，但我有我的方式，你有你的方式，对不？”
回到山上的学院宾馆，我洗了个澡，面朝窗站着，背海的一面，树影相叠，随风摇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小米的情人——我潜意识改了称呼，不叫“那人”或“香港男人”——或许对她真是诚心诚意。我拿起电话，琢磨怎么给小米讲，我知道她一定在等我的电话。那天清晨与她分手时，她抱着孩子说，“姨，只有你可以帮我。”眼里含着泪，充满了希望。
电话通了，我刚问她这两天怎样，好不好？她没回答我，就说开了：这两天晚上她没去歌厅，就为了等我的电话。她说有人告诉她，香港刚出新政策，允许内地非婚生子女申请到香港，但必须得到正式配偶同意。
“如果有大奶的话，”她声音控制不住地颤抖，“他可能有，那也没关系，求他让她同意，包二奶的男士得在大奶面前招供，据说政策这么讲的，这样二奶仔就可到香港。他应当管我，不管我也行，我可以躲开，让他把自己骨肉带去，他以前发过誓的，绝不会让我们母子受委屈，你是不是见到他了，他怎么样，是不是有了新人？”
小米的声音急急切切，我插不进去一句话，她根本没想过我是否在听，只顾自己激动。我看看手表，过了十分钟，全是她一人在说话。我控制着，如果不是我的外甥女，如果不是她的情人遭遇不幸，我想我会非常讨厌如此情绪化的、神经质的恳求。她差一点就要哭了，我想，我应试着理解她。她的母亲若知道这一切，会理解她吗？电话那边的声音突然问：“姨，你在听吗？”
“我在听。人还没找到。”终于有我说话的机会，我都不相信自己会这么说：“不过，我会尽我的努力找，我明天再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