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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份的人从不指望得到报答，但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有知恩图报的意识，情份从来就是人生重要的一份存单。但许多人不想这个道理，甚至不惜丧失夫妻情份同胞感情乃至道德良心，就为那份拥有钱的快乐。
上世纪70年代，我们那里连年自然灾害，每年4月份开始村里绝大多数人都去逃荒，我家女孩多吃得少，勉强以草籽、麸皮、回销猪饲料等混合为生，几只老母鸡承担着煤油食盐等多项指望。记得那时只有谁病了妈妈才在舀饭的铁勺里滴几滴油进去，等油开了打一个鸡蛋轻轻晃荡着，一边黄了翻过来煎另一面，味道是走了舍不得不走馋得无法忍受的那种，好生折磨人啊。可就是在这拮据中母亲却一派穷大方：合作医疗时看一次病5分钱，一个鸡蛋正好顶这么多。邻家孩子有病天天打针，他们家困难就总抱怨，只要听见这话母亲就说等会再等会，我家母鸡快出来了，似乎竟成了求人家的样子。母鸡一叫唤着出窝她就赶快跑过去拿过来鸡蛋递人家手里，当然是白送的。还有更可气的：我们几个辛辛苦苦打一年猪草喂两口猪，因饲料不足，吃到麸皮喂肥的那头达标卖了，光吃草不能达标的那头到了小年就宰了。这本来就没多少肉，可她除了留下猪头猪蹄过二月二，再割下一条耷拉着皮的瘦五花肉做年三十的臊子面，全部一次性煮进大铁锅。这天下午我们几个可就惨了：第一趟是分头去请村里的长老！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穿着难挡北风的破衣裳，从村头到村尾请他们，到谁家都一句话：“妈妈说让某爷爷或某奶奶到我家吃肉去！”肉熟了，第二轮遭殃又开始了：客人们已经在炕上大快朵颐了，我们几个饥肠辘辘端个肉碗咽着口水在黑暗里一家家走：那些残疾了的，老得不能动的，经常患病的，都要送到！说实话，好几次我真想在路上把肉吃了回家。等都办理完了也几乎没有肉了，妈妈将留出来的那一小份等分开，絮絮叨叨安慰我们：“你们年轻，享福的日子在后呢！”我们一般不说话，但每年腊月二十三杀猪的日子会恳求她：“妈，今年别杀了行吗？再喂一段，过年卖了买几斤肉吃！”她眯缝着眼睛笑着：“这几个狼吃的臭孩子！过年哪能不杀猪？”照样杀她的！我上高中那段住校，姐姐哥哥一度均谋生在外，家里还有四口人的责任田，母亲病得不轻。没人打草了，家里也没有了要宰的猪。过年过节，你家一条我家一条，都是些割得方正的五花肉。家里没有劳力也没有牛马，我就一个星期天，累死也干不过来。可不论秋收还是春种，有劳力和畜力的邻居们总是义务干完我家的再去干自家的，往往是荒了他们的。母亲去世后墓地离家三十多里山路，那么多后生争先恐后抬棺材，结果去了好几十号人，一路跑着送到了墓地。
母亲是穷得没钱只存了情份。而有钱不存存情份的也不乏其人。李大钊先生的作为便颇让我感动。他身兼五校教授，收入资助贫困学生和用于公益结果连家计都成了问题，迫使蔡元培不得不嘱咐会计每月将他薪水的部分直接交给夫人赵纫兰。李大钊被捕时长子葆华外出郊游，周作人冒险安排到自己家里；李大钊牺牲后，其同乡白眉初教授率李女冒险收尸，梁漱铭等为他张罗上好的棺材。1933年4月，蒋梦躏、章士钊、白眉初等北大教授、民主人士共同发起对李大钊的公葬，当时正好是国民党对苏维埃政权围剿最激烈的时期，国民党的宪兵架起了机枪，冲散送葬队伍，还抓了人，但大家仍然冒死完成了公葬。从参加者的身份看，这恐怕不是仅以李大钊先生的政治信仰能草草了之的。
在这个年月没钱真得不行，但话说回来哪个年月没钱行？可有没有钱许多情况下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许多人一辈子都不会有像样的一份存款，但情份任何人都可以存，这份存单不仅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无意中替代金钱，而且也是赚取金钱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你不是炒股的中彩票的；不是贪污受贿坑蒙拐骗的，那么情份往往会带给你机会，提供给你外力，推助你发展。道理很简单：没有人喜欢跟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为友，即使他自己是这样的人。于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情况：那种一毛不拔的人、刻薄的人、精明会算计的人往往只能小富难以大富；或者手里攥的只有钱，办难事时吆喝我愿意出多少多少，但往往提着猪头找不到庙门，而且他们想不通平常那些看起来憨头翰脑的人办事都比他们顺利。于是便摇头叹息：什么人什么命啊，他们那样智商的怎么办什么事都能遇到帮忙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