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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北京南城的一所中学上的高中。我们的校园很小,运动场的跑道只有两百米,可是我们有几丛茁壮的丁香树,据说是建校时种下的。每年的春天,丁香悄然怒放,沁人心脾的幽香便弥漫了整个校园。
丁香花很小也很普通,没有梅花的孤傲冷艳,也没有荷花的婀娜高雅,更比不上牡丹的雍容华贵。小小的丁香通常是四片花瓣,有时也会是五瓣,不过极难找到,如同幸福的人生。据说找到了五瓣的丁香,就找到了幸福的生活。
我们学校的丁香大多是白色或粉红色的,也有紫色的,不过只有一株。不同的颜色各司其职,五瓣紫丁香,得到它就得到了美满的婚姻和爱情。
于是,在午间休息的时候,女生们便三三两两徜徉在花丛中,找寻她们的幸福和梦想。我永远不会忘记,高三那年五月的一天中午,天气非常晴朗,和暖的南风拂过树梢,令人慵懒欲睡。
我从水房打开水回来,远远看见灿烂的丁香丛中立着一个女生,淡粉色的上衣,白色的纱裙,白色的运动短袜和白色的网球鞋。我走近之后才认出来,是同年级另一个班的班花袁静娴同学。她不仅容貌清纯,而且性格温和,讲话柔声细气,所以成为很多男生暗恋的对象。
当然也包括我。袁静娴微弯着腰,在那一丛紫丁香里找寻着,白皙红润的面庞已经渗出汗珠,看上去有些焦急的样子。我停下来问:“怎么就你一个人?”
姑娘直起身,转头对我说:“她们都找到了,就我找不到,都好几个中午了,要是还找不到,真怕高考落榜呢。”我那时不太会说话,脱口就说:“不是说白颜色管高考,紫颜色管找对象吗?”
姑娘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低下头,双手忸捏地摆弄起裙带来。我也觉得很别扭,就转过头,假装看花,这一看不要紧,正好看见一朵五瓣的紫丁香。我小心翼翼地摘下来,鼓起勇气送到姑娘的面前:“送给你!”
袁静娴抬起头,吃惊地说:“你怎么这么容易?真的是给我的?谢谢!”姑娘双手捧着小花跑开了,我的眼睛一直跟着她的背影,直到消失在教学楼的拐角处。我恋恋不舍地收回眼神,再次转向花丛,却再也找不到五瓣的紫丁香了,后来我又找过很多次。
直到毕业离校,再也没能找到一朵五瓣的紫丁香。从那以后,我经常梦见自己在寻找五瓣的紫丁香,可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最终在大汗淋漓中惊醒。
这一年秋天,我进了本地的一所工科大学。袁静娴没有考好,本来想当医生,却只考取了高级护理专业。据说是因为早恋分了心,和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那团支书倒是没分心,去了北大学国际金融什么的。
大学生涯本来应该是无比浪漫的,可我们学校女生实在太少,而且这学工科的女生,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实话说都相对差一些。
我比较懒,不愿意走出校门吃外食,只好读书打发时间。我们图书馆有一间小阅览室,架子上是本校各专业最常用参考书,我无论什么内容按顺序拿来就看,四年下来居然从头到尾全读了一遍。
我的另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自学外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除了日语逮到什么学什么。图书馆语音教室的管理员都认识我,因为我总去借磁带,通常是这样的:请问有德语入门吗?什么?借出去了。
那法语入门呢?西班牙语也行!这样的四年大学使我日后的应变能力比较强,很容易就能进入新的课题或另一个专业方向,后来我就毕业了,托关系进了一家事业单位。去了之后才知道根本无事可做。
而且没有福利房可分,于是我不得不再找出路。那年月气氛比较沉闷,出国还得要侨眷证明,出国这条路对我是堵死了。
半年以后,我考了外企服务中心,把档案扔给人才交流中心,就去外企做事了,虽然没有福利房,可工资高出许多,人也风光一些。外企和国企最大的区别是:办公场所干净,人穿得整洁。
特别是女职员,冬天也是西装套裙,丝袜加高跟皮鞋。我对白领制服的特殊癖好就是在那段时间形成的。
我在外企做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初恋。我的女朋友林薇是同一部门的经理助理,那会儿女秘书的名声已经不行了,所以都改称办公室助理。我是春节后去新公司的。上班第一天,人力资源部的人领着我熟悉环境。推开一间办公室,一个短发的女孩儿背对门正忙碌着。
白色的长袖衬衫,蓝色的西装背心,蓝色的制服套裙,肉色的长丝袜,黑色的高跟皮鞋,标准的文秘装束。听到声响,女孩儿转过头,对我嫣然一笑。冬日的阳光透过窗子,映照着她青春的脸庞,我只觉一阵心慌意乱。
林薇不是城里的,比我小一岁,是大专生,和我的求职经历差不多。她毕业后在大兴的一所小学里教英语,学校条件差,冬天还要生火炉取暖。寒假时她经人介绍在公司里做零时工,后来就留下来了,比我早不了几天。
那年月大学还没有扩招,我出身名牌大学,又是市区户口,在女孩子眼里还有一定的价值,很快我和林薇就走到了一起。林薇没有袁静娴漂亮,但是她们两人的声音很相似,都很温柔好听。搂着一个漂亮的白领丽人,走在春寒料峭的建国门外大街,回头率还是相当高的,我感到非常虚荣。
我那时非常单纯,恋爱仅限于牵手和接吻。我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林薇住在她姐姐家,我们想做点别的什么也没有条件。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
就这样,我们走过了春天,又走过了夏天。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然而,我错了,我和林薇公开关系不久,就有同事委婉地提醒我,说林薇是一个“不断要求进步”的女孩子。
我当时完全没有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北京的春天很短,杨花落尽,蝉儿就唱起歌来,告诉大家夏天到了,等蝉儿唱累了,秋风就开始给西山染上一层红色。国庆节前的一天傍晚,我下班后留在了公司,准备直接去火车站,坐夜车去上海出差。临出门忽然想起来,有一份报告忘记交给老板。
我回去取了文件,见经理办公室还亮着灯,敲了敲就直接推开了门。我顿时目瞪口呆:老板正搂着我的女朋友上下其手,而林薇衣衫不整,毫无反抗,似乎还很陶醉的样子。我们三人都很不知所措,最终我强忍怒火摔门而去。
我还是按原计划去出了上海。在出差的一个多星期里,我仔仔细细考虑了很多。林薇和老板之间关系不一般,其实有很多蛛丝马迹,比如她一个大专生能够留下来,据说就是老板去特别争取来了。
他们的关系恐怕大家全都一清二楚,除了我。我并不愤怒林薇和老板如何如何,毕竟我们没有结婚也没有订婚,大家都有权力选择。我恼火的是我居然一点察觉都没有,我居然被欺骗了那么久。
(老板正在对林薇上下其手,而她毫无反抗,似乎还很陶醉的样子。)从上海回来,我没有去质问林薇,她也没有来向我解释什么。我们在楼道里碰面,仍然点点头打招呼,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我开始留意外资企业的性骚扰问题,结论是:港台日资企业比美资欧资企业普遍,非技术部门比技术部门普遍,已婚的女职员比未婚的女职员普遍,女职员主动和半主动的比被逼无奈的普遍。
至于这些白领女人坦然接受性骚扰的原因很简单:升职,加薪,出国培训,甚至随便一个空头许诺。
已婚妇女干起那事儿没有痕迹,所以更加无所顾忌。我供职的这个部门比较极端,经过观察了解和道听途说,我认为我们部的七个女白领都和老板有一腿。
特别是新提拔的那个副经理,三十出头,我们都叫她琴姐,每天都穿戴得整整齐齐,发髻梳理得一丝不苟,讲起话来和颜悦色,看起来绝对是个正经女人,竟然被人在老板办公室里撞见过两次。
小道消息传得绘声绘色,说是被撞见时她叉着腿躺在地板上,第一次是现在进行时,第二次是现在完成时。更要命的是,据说那个女人和副总经理也说不清。
假如那天我晚半个小时闯进经理办公室,那么林薇是进行时呢,还是完成时呢?林薇爱干净,不会躺在地板上,那么她应该是趴在桌子上?想象力真是可怕,它彻底断绝了我原谅林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