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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泛散文时代，散文写作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作品数量众多，令人咋舌，也不乏精品之作。置于其中的张国领，创作量没到居多的地步，作品质量也非上乘，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作品的重量。数量反应作家的勤奋指数，质量与作家的实力相等，而重量则为作品最为本真的特质。当作品失去其重，只能漂浮于我们的眼前，却无法进入我们的心灵，阅读也只能无奈地堕至雨过无痕的境地。张国领以他无功利的写作理想，沉入日常生活，但又不为其所困，以心灵的体验和文化的投射，从而使作品具备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社会意义，紧紧地扣住一个特定时代的脉搏，真实地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心愿，给作品注入了特有的重量。他一路坚定地走来，从男兵女兵到如今的和平的守望。
张国领的写作原则是，想写就写，不想写时就不动笔。这种随心所致，有感才发的写作状态，其实来自于他的写作姿势，这就是从“为普通人写作”转化为“以普通人身份写作”在生活中，他兼有三重身份。他是一名入伍二十多年的军人，从一名小兵到如今的上校。张国领时常会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因为他自入伍以来，没带过兵，没打过仗，在训练场上的时间也极为有限，只是在案前与文字、词语打交道。在极为严格的意义上，我认同张国领这一自我定位。的确，张国领之肉身一直游荡在营区上空，少有与纯粹的营区大地作坚实的拥抱。然而，张国领的灵魂却无时不在营区，在兵们身边心间行走。从兵龄到级别，他与兵们有着巨大的外在区别，但他的心总是和兵们在一起。这种身离心连的亲和，得益于他以纯正军人的情感、理想以及文化，注视、体验和读解当下军人的生存境遇和心灵指向。
我们不难看到，张国领一直存有警惕心理，恐自己不知营区之事，不解兵们之心，还自以为一切明察秋毫。因而，他总尽可能全身心地进入营区走近兵们，以空灵之心去感受，以谦虚之势去沟通。即使是远望和近观，他也采取平视的角度，选好一个平等的支点。他真诚而朴实地丢弃外在的身份和地位，以普通一兵返回营区，和兵们无位分地相处交流。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心灵一刻也不敢离开营区和兵们，执着而老实地寻找沟通和体察的心灵暗合之道。如此一来，他有关回忆从军之事的和诉说营区故事及人物的作品中，张国领回忆者的身份已销声匿迹，不是一个写作者，更不是一个旁观者，他潜回到写作的营区或兵们中间，写作只作为让我们回到往日或生活的引领者。这些作品，没出现时光和生命的历程过滤或美化某些细节和情绪，没有自以为是的猜测，而是处处闪现现场感的质地。我们的感觉就是，张国领把我们带到了他的过去，指着某一个场面或片断对我们说，看吧！而他，则悄无声息地走开，任由我们零距离地亲近感知。
所以，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很容易忘记自己是个阅读者，因为纸上文字已变为现实生活。这种审美感觉带来的结果是，不知兵事兵心兵情的阅读者，畅然进入了一个新鲜而真实的世界，能够与营区和兵们进行无障碍的交流。他们感知了兵们最日常化的生活，明白了营区虽是一个特殊的世界，但同时也是他们熟悉的空间。遥远的笛声中的洪老兵，浑身的兵味和过硬的军事素质，让我们看到了一名真正军人的形象。然而，他到部队的目的，就是为能讨个媳妇。部队的条令条例，不能让他任意放飞爱情，他只能以笛声进行着他苦涩又美好的爱情故事。人性的温暖，使得洪老兵最终如愿以偿。两个士兵的故事里，一个士兵因为自己无偿地捐献了骨髓，而感到无比的荣光和自豪，战友们也报以热情的支持和浓浓的羡慕，病方转送来的酬金被这个兵谢绝了。而另一个士兵因患白血病需要骨髓，但好不容易找到的捐献方却提出高额的补偿费。这一个士兵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康复机会，可他和战友没有埋怨任何人，有的只是惋惜。
军人有其特殊的一面，但也不失普通人的生活细节和情感。在他们的心中，营区的形象有平面成为立体，外在生活丰富多彩内心世界充盈多味，褪去了原有的呆板甚至是铁板一块的偏见。对营区和兵们有了全方位的真正了解，会使他们更能体会营区的魅力和军人的可贵。而之于兵们或者曾经为兵的读者，其心灵受到原生态喜怒哀乐的撞击。他们目睹了自己真实的生活或情感，或者引发了他们的心灵共鸣。他们不在乎语言的颜色，叙述的策略，以及作品是否经典，看重的是感觉的通融，情绪的默契，心弦的震颤。也许，他们有许多的说不清，可能有快乐激昂，也可能伤感痛楚，但他们发现有某种坚硬或柔软的东西压在心灵，甚至在灵魂上留了胎记般的印迹。
作为写作者，张国领总是积极地从情感返回理性，从现象返回精神。他与兵们在一起闲谈玩耍，同时，又在不停地追问。那些营区风景兵们小事，在他的笔下变得十分的有意味。在养猪的记忆、窝囊事儿、打背包和哨所这样的作品中，他理智地阻止记忆的变形和叙述的陷阱，以抱朴还素之心作最大限度的还原。我们看不到回望者的自喜得意，看不到注视者的隔靴搔痒，更没有经历者无端的说三道四。他把生活中的一切，包括那些或尴尬或蒙羞或失意，不加修饰地一一道来和盘托出。他的这种率真，常常让我们的阅读挥不去紧张感，一种因山抹微云般的丝忧淡愁和内心的不安所造成的紧张感。他将生活当有的意味带进字里行间，作品凝成的重量，让我们无法轻松起来。营区在张国领的笔下，常常似乎少了营区的个性，没有我们期待的军营文化的身影。他以及兵们的生活，也时常是与军事无关的生活。不可否认，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但，我们还是窥探到个中的隐秘所在。比如养猪的记忆，通篇是在讲述他当兵时养猪的故事，生动而有趣。养猪，尤其是在营区外养猪，表面上看，已与他在乡村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可就是这样一个穿着军装的养猪人，却写下了数十篇枪杆味浓的诗歌。正所谓“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是心灵忠实的伙伴，写诗可理解为一种爱好，但作什么的诗，则来自于心灵最为激越的跳动。养猪和写枪杆味诗，因为张国领的某种渴望而成为合情合理的建立起联系。踟躅于远离真正军人的生活，关注军人非军事化的生存方式，是现实给予张国领以及许多军人的无奈。张国领常常地体味这种无奈。因而，他有关军营和军人的文字，鲜活灵动的生活表层下，是军人难以压抑的骚动汇聚的经年不息的暗流。军人在追问军人应有的生存方式，以及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像养猪的兵，心中涌动的却是对战场，对血与火，对军人荣誉的向往。立于一个对立面，或者尽可能地拉开距离，那么这样的守望总是更加的浓烈和强劲。这是张国领建立的一种守望方式，不是惟一的，也未必是最好的，但至少是可让我们参详的。
应当说，和平的守望压在我们心头最重的是，当下军人“平和中的焦虑”军人是为战争而存在的，和平，是军人的最高理想，为了和平，军人可以牺牲一切。然而，面对和平，少去了战争的洗礼，远离了枪林弹雨，军人又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守望战争。朱苏进以虚构的叙述，言说军人在绝望中诞生的精神，使得军人的处境和心境走向两个极端——过度的压抑和完美的理想化。张国领则不然，他剥离了个性化的想象，不坠入绝对对立的任何一极，才得以触摸到现今军人真实的心理情绪——平和中的焦虑。战争成为营区生活的背景，不管是近还是远，依然还只是背景。军人特有的价值观、荣誉观等角色文化心理，蜗居于心灵深处的一隅，时而处于潜伏状态，时而跃起舞蹈。焦虑的情绪，始终存在，但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天边的战争，是焦虑情绪爆发的文本。在不闻现实的枪炮声，不见现实的硝烟，只是从现代传媒以技术切割方式传送的战争消息，因为现实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双重疏远，早已失去了众多可以刺激心灵的元素。但军人还是焦虑了。世界并不太平，军人还远远不可能预见消失于社会生活的那一样，这是焦虑；如果中国军人有一天不得已遇上战事，当有怎样的表现，这是焦虑；战争只在天边，中国的军人还在如农家大院有相似气息的营区里平淡呼吸，这也是焦虑。不管如何，军人们的焦虑，因为他们固有的角色和精神特质，与一般人是不一样的，程度上有区别，内容上更具个性。而在普通营区的普通军人，这一点尤为的明显。军人因为平和平淡而找不到体认军人价值的坐标，以及那份向往战场上所耀眼的精神光芒，军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存方式，遇到前所未有，难以释怀的困惑，这便是张国领所表达的“平和中的焦虑”
“平和中的焦虑”因为沉浮和摇摆，时常会让军人陷入困惑，直至难以解开一些最基础的命题。哨兵中，张国领听到一个男子的埋怨，说他儿子“去了两年了，不是训练就是站哨，本想让他到部队接受锻炼的，没想到在山沟里站了两年哨，没多大出息。”张国领马上开导这位男子，说只有好哨兵，才会有我们安宁的生活，一个士兵站好哨，是光荣而神圣的，自然也是一种锻炼，更是有出息的表现。在这里，士兵的父亲和张国领没有用“上哨”而是用的“站哨”上，是一个富于动词和指向性的词语，意在于动作；站，是一种静止式的动作，更倾向于一个安详平静的状态。士兵的父亲是由于对军人的不理解，而张国领则因为内心的焦虑所致。这样的焦虑，让他少不了一些迷茫。因而，他对自己的说服失去了自信，不能肯定那士兵的父亲，能真正明白他话中的意思。这样的焦虑，也会蔓延到张国领以及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和平的守望所展现的日常生活，常常会有军事性的话语跃然而出，用得恰到好处，用出了兵味。也就是说，无论军人走到哪里，只要是军人，那么因军营文化和军人情结所生成的兵味，是无法隐去的。军人在行为上无法进入军事的氛围，只能是以语言作为一种补偿，并试图消解焦虑的攻击。
坚守平民意识，是一种不为文学而文学的创作理想和立场，充满亲切而感动的人文关怀，回到了文学最为坚实的精神之路。张国领看似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其实不然。面对军人的角色，他始终让自己是普通一兵，至少是在心灵和情感上。走上社会步入民间，以一种方式回到了平民之中。我们不知道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他的这种方式是那样的自然，得以无缝链接。或许，他说得对，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平民，那些外在的东西，只是一件衣裳。我以为，当我们说某位作家有平民意识或平民情结时，实际上这样的“有”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因为，更多的时候，这样的“有”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后天性的熏染或由外到内的转化。当下的文学，在呼唤平民意识的粉墨登场，只因为没有才要注入。只要是注入，无论是自愿还是迫于压力，更多的时候，只会飘忽在目光中，杂揉进文字里。但张国领不是这样，他不敢不愿更无法驱赶或剿杀他的平民基因。这样的好处是，他没有办法也不习惯让自己站在一高处俯瞰老百姓，他也生不出对社会底层人物的怜悯慈善之心，更不需要真诚但刻意地走进弱势群体，甚至没有愿意充当小人物的代言人的想法。他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普通的丈夫和父亲，更是乡村大家庭中最不忘本的一员。走出家门，走出营区，他又总是自觉而诚实地成为街头巷尾的普通人，可以和外来务工人员说笑打闹。他与普通人的区别只在于，比身边心中的普通人多了一种表达的途径。他已分不清生活与写作的界限，生活走到了他的笔下，写作成为生活的一个细节。他分不清自我诉说和替他人代言的差别，写的是自己，呈现的却是他人，看是在为他人言说，却还是叙述自己。
在一定意义上，张国领的写作是绝对化或纯粹性的平民意识写作。这样的定位，也许值得商榷。但和平的守望中所蕴含的平民意识和温暖的人文关怀，成为另一种重量，已是事实。
故乡，是军人永远的心灵家园，也是军中文人绕不开或不忍忽略的写作资源。张国领也不例外。不过，无论是在记忆中重返故乡还是让双脚踏上乡土，张国领的情感总是酸楚而忧伤的。痛感，成为他的情感基调。当他身居京城，被钢筋水泥等纯物质包围之时，思念起家乡的河，似乎应该有梦入桃花源之感。可是，张国领做不到。故乡的河，是让他的灵魂以及肉身回到了故乡。但这些河，过去留给他的是畏惧，后来又是可怕，最后是无尽的失落。张国领没有太多的乐趣记忆和欢愉亲切，弥漫其中的多为伤感和揪心。他并没有真正走出故乡，更没有走离乡亲们，因而他心中装着的是乡村和乡亲们最真实的生活和情感，还有对乡村和乡亲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为之的某些行为扼腕苦叹。这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佯装姿态，全然从他心灵中自然流出。
作为一名军人，张国领关注营区和兵们，但也用心聆听民间的声音。军人，本就处在营区、家庭和社会的三重空间里，只不过张国领的心更为敏感一些，更为柔软一些。在和平的守望中有不多的篇什都是有关家庭和社会的，但最让我看重的是雪中的心情。这是张国领从文学回到生活，回到他所在意的民间最到位的作品。洁白的雪，有种纯净纯美的意境。张国领像许多诗人一样，曾醉迷于雪的美妙和神韵。为了赞美雪，他用尽了世上一切可以用的词语。刚当兵时，也将巡逻时留在身后雪地上的脚印化作了神性的诗行。可是因为妻子，因为许多和妻子一样的环卫工人，在某一天晚上，他突然恨起雪来。漫天飞舞，难得一见的奇幻雪景，还给妻子的是连续十五个小时的高强度清扫工作。因为对妻子的爱，张国领不由自主地与雪化友为敌。是的，张国领没有提到对妻子的爱有多真多醇多深，但对于雪的情感的急转而下，胜过了有关爱的所有语言和行动的表白。更值得称道的是，张国领没有徘徊在小我和小爱的私家花园里。因为妻子，他想到了和妻子一样的环卫工人。雪，是美的，也的确给许多人带来了美感和快意，但同时又给另一部分人带来了伤害。说到底，张国领并非厌恶雪，而是与平民连体连心的灵魂，在雪的映照下，闪耀了生命中的光芒。与雪，其实没有关系。所以，才有了张国领对民间群体的同呼吸心贴心的相处，并将这种平民意识在作品中不断地张扬，不惜气力，不吝情感。因为真诚，因为灵魂的拥抱，我们在和平的守望中温暖起来。
张国领是大机关的一位上校，不是基层的官兵，但他的灵魂一直深深地扎根于普通的营区和平常的兵们。他是一位军人，可他无法祛除肉身中的平民灵魂和文化血液，有所谓轻盈的飞翔。这就注定他会走出小我的樊篱，进入大我的殿堂，在自我言说中，向众人倾诉。和平的守望，是张国领创作的新标高，但又是未来之路的起点。我们期待守望中的张国领，以他的肉身和作品之重，带给我们更多的温暖。
（和平的守望，张国领著，人民武警出版社，2004年12月）
北乔，1968年生于江苏东台三仓乡。先后毕业于武警上海指挥学校内卫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和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6年初开始创作，心写小说散文，眼观作家作品。在红岩、芙蓉、解放军文艺和当代作家评论等发表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200余万字，有30多篇作品被选载或入选各类文集。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当兵、长篇散文营区词语、文学评论集103后花园等6部。作品曾获第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先后6次获武警文艺奖。